研讨会嘉宾合影

2015年4月22日至23日，阿瑟·丹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布鲁德美术馆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联合举办。研讨会主要围绕丹托于1945年至1965年间撰写的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的美国艺术理论专著及实践，以及丹托本人对当代中国艺术研究与批评与日俱增的影响而展开。

阿瑟·丹托，这位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最杰出的艺术哲学家和评论家于2013年10月与世长辞。为了纪念他对艺术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研讨会，深入探讨20世纪中期（即二战后）美国艺术从欧洲存在主义世界观向美国实证主义的转型。丹托先后撰写了《历史的分析哲学》（1965年）和《知识的分析哲学》（1968年）这两部哲学巨著，为哲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在他将研究目光转向当代艺术家所提出的诸多疑问之前，他已经是一位蜚声世界的大学问家。随后，丹托开始将杜尚及其他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们的转型之作，与当代流行文化和战后新经济背景下诞生的作品相联系——这类作品摒弃了抽象表现主义，以突出文化因素为主要特征。

1964年，在纽约斯泰布尔画廊（Stable Gallery）观看安迪·沃霍尔的名作《布里洛盒子》之后，丹托开始反思：“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称为艺术品？”在那时，艺术哲学并非丹托的主要研究领域。然而，正因为沃霍尔的这部旷世名作，才促使丹托将目光转向这一领域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专门研究这一领域。身为哲学家，丹托的研究兴趣并非对艺术家或艺术作品进行分类，而在于创作者从作品本身所获得的感受和其间所隐含的疑问。他认为，艺术家也是哲学家，借助视觉表现手法提出自己的疑问；他坚信，艺术家为探讨作品的意义指明了方向。

一切皆有可能，在艺术领域也不例外。以研究艺术的目的为例，人们一贯所持的观点可能在一瞬间就被推翻了。在看过《布里洛盒子》之后，丹托彻底颠覆了其对艺术的阐释和观点。这种经历让他提出“某物为何是艺术品？”这一哲学问题，并促使他深入研究艺术的本质。此次研讨会聚焦1945年至1965年美国艺术转型期，以转型期艺术家的作品为切入点，探讨丹托关于“寻常物的嬗变”的论述。丹托生前曾到访中国，他意识到1979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艺术成像也开始走向转型。由此我们相信，丹托的诸多论述对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者摆脱了多年的压抑和限制——在此之前，任何作品在图像和表现形式上都只允许使用苏联式的手法和制式，而大踏步地走向现代。丹托对艺术的论述，也开始走入中国作家和策展人（如黄专）的学术对话之中，这主要得益于王春辰博士将丹托教授的作品译成了中文，使丹托的理论和思想能够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先，聚焦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丹托曾经历过的美国纽约艺术领域的大转型，并重点讨论艺术家为摆脱“英雄焦虑症”而掀起的运动。“英雄焦虑症”尤以抽象表现主义为代表。围绕转型年代中这些地动山摇似的剧变，以及丹托何以写就“艺术的终结”这篇文章，受邀批评家和艺术家将展开热烈的讨论。

其次，我们还想探讨一下丹托的理论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有何影响，尤其是这些理论如何应用于起点截然不同的中国艺术体系中。目前，中国艺术家在全球重量级双年展及众多展览中均取得了不俗的表现。有趣的是，从其作品中，你能发现不少中西方相互融合和深受西方哲学及艺术理论影响的印迹，即便它们保持了基本的“中国特质”。在关于当代艺术的论述中，丹托曾表达过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艺术必须表达自身的意义，策展人和评论家将围绕这个观点展开讨论。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批评方法或许也能在中国得到延伸。

中国艺术批评家的文章中曾屡次提到丹托，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艺术的终结》和《寻常物的嬗变》这两部书的含义和阐释的激烈争论。《艺术的终结》和《寻常物的嬗变》是中国学者研究得最为广泛的丹托著作。对中国而言，以艺术“主导叙述”为原则的西方艺术理念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丹托的整套艺术哲学迄今尚未全部译成中文并传入中国，此次研讨会将对中国艺术家、学者、学生、艺术策展人及其他参会者产生重要意义。丹托的著作构建了二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艺术世界转型的框架。此次研讨会将以丹托的美国地域性艺术理论为基础，引发中国批评家及学者的全新认识。

编辑：李杨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