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蚁民以及体面

陈志光以蚂蚁为创作对象的作品前后，恰好经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雕塑，蚂蚁成为了陈志光创作历程中的重要标志性符号。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的转换是当代艺术家普遍的一个选择，而陈志光有一批创作是针对西方油画中经典静物的改造，他将塞尚的静物转变为三维的雕塑呈现在作品中。塞尚作为现代艺术的分水岭式的重要艺术家，他对于以往视觉经验是具有突破性的。朱青生说：塞尚的静物是将物体放进了一个盒子里，然后形成的视觉经验。当陈志光要将这种画面转变为三维雕塑的时候要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修正这种与以往不同的视觉经验。

陈志光，《带洋葱的静物》， 230x300x90cm，不锈钢锻造，2014

陈志光选择蚂蚁为自己的创作对象，从其经历和叙述中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蚂蚁作为一种弱小并且群居的物种从集群特征上来讲像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处境，这种密密麻麻的蔓延的趋势特别像是当代中国中的城市人群形态。陈志光认为这种当代社会的人群带来的是一种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从2000年后变得尤其明显，我想这主要需从几个方面来理解：2000年前后除了一种世纪末的幻想之外，还存在一种世纪末的绝望和恐慌，这种恐慌有的是科技的结果，比如当时“千年虫”爆发的危机；另外，就是新世纪的十年之后关于玛雅世纪末日的猜想。这些看似荒诞的世纪末恐惧的缘起其实代表了这种群体性焦虑。在我看来，世纪末的绝望在当代艺术界中集中体现于行为艺术家大同大张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同大张的去世和海子的去世一样必将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二是乡村的消失和迅速的城镇化带来的伦理危机，乡村宗法制和伦理道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趋于瓦解，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大城市。以北京为例，2008年前后迎来进城务工人员增长的高峰期，伴随而来的是城市的迅速被改造，建筑的拆除和重建，道路的拥堵，以及房价的迅速上涨，这些都可以视为城市化带来的群体性焦虑。第三是信息化爆炸带来的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变革。随着媒体和通讯手段的迅猛发展，信息的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迅速，搜索引擎让信息的收集变得容易起来，而自媒体的诞生促进了这种信息爆炸式的传播，这种传播宛如一种病毒的蔓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上去好像是近了，但是实则变得疏离起来。这种信息化带来的信息恐慌可能同时也带来了这种群体性焦虑。陈志光所创作的蚂蚁题材雕塑将蚂蚁这种小生物放大并且置放在公共日常生活空间里，一方面造成了一种实际视觉上的恐慌，同时也将蚂蚁对于中国人的映射直接体现在了作品所处的现实世界。

陈志光，《迁徙时代》，185×150cm，摄影图片，2008

其次，蚂蚁的尝试意味着陈志光对于创作技术要求的提高。陈志光说一直以来他想在造型方面做一些突破，因为一次不经意的对于蚂蚁的观察，他注意到这种微小生物的复杂构造，因此心中萌生出将其放大的想法。如果说这是一个刻意而为之的创作初衷，那么后来陈志光对于蚂蚁的呈现则是暗合了整个中国当代社会的当代性，这些蚂蚁系列的创作一方面是主题上的隐喻，另一方面是创作上的技术难度，从这两者来考量陈志光的蚂蚁系列作品都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最近陈志光甚至将蚂蚁分列为各种神仙，作为蚂蚁的“封神榜”，他将自己的福建经验带入了这个系列的创作中。

陈志光，《财神》，80×60×65cm，不锈钢锻造，2012(左)
陈志光，《文门神》，80×60×45cm，不锈钢锻造，2011(中)
陈志光，《武门神》，80×80×45cm，不锈钢锻造，2011(右)

除了蚂蚁之外，陈志光的创作也涉及到了多个方面，比如将传统荷塘用不锈钢材料的呈现，比如复制了福建本地戏台。陈志光在今日美术馆所举办的个展副标题是：蚁民陈志光，而“体面地”是这个展览的主标题，这两个标题基本涵盖了陈志光近几年来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蚂蚁系列，一是戏台。

“体面地”提出的其实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关于“体面”这个词，陈志光的理解更多的是源于中国南方民间对于“体面”的理解，比如在南方小时候小孩子被教育“将来要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体面”这个词被赋予了极其复杂的社会性含义。展览主题的提出方式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本土经验，而展览的作品大多又超越了这种本土经验。陈志光在本土文化土壤上生发出来的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在巨变时代变迁的思考。

在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很容易被这个轰轰烈烈前行的时代所撞到。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也有人关注微小如蚂蚁般的生命个体如何成为一个个体，陈志光如此，贾樟柯如此，艾未未的《童话》也是如此，在不谈英雄和躲避崇高的时代，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人，的确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