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访谈内容文字整理，由观鲤台联合著名策展人杜曦云完成。

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你多少岁？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高炀：当年我32岁，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读研修班。如果回到那段历史和现在的差距，我可能以后做梦才能梦到，当时非常贫穷，就像一场噩梦，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马宗仁：我那个时候29岁。我来北京之前是有工作的，所以生活状态还可以。

杜曦云：当时的一些人没有体制里的工作，但又选择了留在北京追求梦想，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你当时是“盲流艺术家”吗？

高炀：可以说不折不扣是一个盲流，无业游民、无家可居。但是和当地的老百姓熟悉了以后，还有一些社区警察他们都知道我好像是受过很高等教育的，他们只知道这个，但是从身份判断我们是一帮无业游民，跟河南的那些扫垃圾的、收废品的在一起生活，所以和他们也几乎是一样的。我在家乡的时候是一个美术中专学校的老师，来到北京以后读完所谓的研究生学历，因为自己对美术的狂热和梦想，就留在北京东村了，当时也试过在北京找体制内合适的工作，但是忙碌了一年以后发现，在北京找工作要的是关系，所以就从此流浪了。

马宗仁：其实当时也是挺随意的，凭着自己的兴趣就漂在这儿了，所谓的“盲流艺术家”是外面给我们的称号。

杜曦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家里支持你追求这样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吗？有来自家庭或同龄人的压力吗？

高炀：我当时已经成家了，但是我爱人一年以后就跟我离婚了，也没有孩子。对于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理解，家人对于我在北京靠一种梦想去生活很难理解，而且也没有生存渠道，那个年代卖画好像是天方夜谭，所以现实生存问题第一位的。

马宗仁：因为当时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比如：圆明园，后来我们从圆明园分出来到了这个麦子店东村，当时北京是艺术的中心，所以就来了。来北京是因为我自己非常执着，但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在背后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因为我那时是刚结婚就马上离开家了，所以压力主要是来自家里一些长辈。

杜曦云：当初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吗？

高炀：因为我是东村元老，是最早住进去也是最后离开的。当时有一些美院学生留在了东村，还有一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想在北京找寻当代艺术氛围的人，还有高考落榜生，以及无业游民，对居住在东村的文化无业游民而言，当时的整体环境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应该理解当时的那个行为艺术，是一种对抗性力量很强的年轻人的活动，这种张扬的力量不能离开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当时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商业开始启动，但对文化和前卫艺术还是压制的，我认为是社会给的压制作用让住在东村的艺术家很难真实表达自己，于是我们这些受西方前卫思想影响的艺术家想要联合起来做一个能引起社会重视的作品，所以这个行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应运而生，是非常自然的体现。当时就是想做集体性的行为，就好像是在一念之间，一拿方案大家同意就做了，当时的初衷是这样的，其实很简单。

马宗仁：因为当时大家是一起在做这个作品，所以有一种参与感。真正开始做作品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特别兴奋。其实大家的想法应该说不一样，都是各自怀着各自的想法去做。

当时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商业开始启动，但对文化和前卫艺术还是压制的，我认为是社会给的压制作用让住在东村的艺术家很难真实表达自己，于是我们这些受西方前卫思想影响的艺术家想要联合起来做一个能引起社会重视的作品，所以这个行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应运而生，是非常自然的体现。

--高炀

真正开始做作品的时候，脑子是一片空白的，特别兴奋。

--马宗仁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