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访谈内容文字整理，由观鲤台联合著名策展人杜曦云完成。

杜曦云：当年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你多少岁？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朱冥：1995年我23岁，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就来了北京，那时候我们家就给了我300块钱，我背了6个包就来了，当时什么人都不认识，只认识两个朋友，一个在中央美院读书，刚来的时候就跟他挤一个床，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找房子，城里房子贵得要死，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帮我，在现在朝阳公园那里找了一个房子，当时是15块钱一个月，就住了下来。那300块钱很快就没有了，然后就做很多的事情赚钱：做模特、画肖像、擦车、摆地摊，还自己挖野菜吃。

段英梅：当年我25岁，我家里人会给我生活费，差不多每个月500块钱，可是在当时还是不够。其实，那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差不多。

杜曦云：当时的一些人没有体制里的工作，但又选择了留在北京追求梦想，被称为“盲流艺术家”。你当时是“盲流艺术家”吗？

朱冥：对，特别典型的盲流艺术家。

段英梅：那时候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艺术学院毕业的，所以就没想过自己会是什么“盲流艺术家”。我是石油学院毕业的，学的是采油工程专业，毕业后在采油厂当了一年技术员。后来，我就改行学画画了。当时在北京学画画就是很高兴，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梦想学艺术，那时候终于可以开始画画了，所以感觉像是在梦里一样。

杜曦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家里支持你追求这样的梦想和生活方式吗？有来自家庭或同龄人的压力吗？

朱冥：家里不知道我的状态，就是觉得男孩子应该出去闯，我就出来了，家里只是觉得我去搞艺术，但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后来过了很多年，家里才知道我是苦成这样，当时也没跟家里说，在东村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三四十块钱都不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是1991年来的北京，过了2000年生活状况还一直都不行，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有了一点点起色。当时没有来自家庭或者同龄人的压力，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可能会做一个冒险家、旅行者，后来画画以后，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风险画家，每天都可以出去，自由自在的那种状态，觉得不管怎么苦都喜欢那种状态，因为我的家庭是管束特别严的那种家庭，所以一直以来就喜欢脱离那个环境。

段英梅：我生下来发音就有问题，有很大的语言障碍，我不喜欢说话但喜欢画画。１９９１年，我２１岁时，我爸爸带我来北京做了一个口腔大手术，手术后有三天老是梦到和艺术相关的，每天都和我爸讲我的梦。在家里我爸很偏爱我，在我住院期间去中央美院帮我找老师，希望我能学画画。就这样我认识了我的艺术启蒙老师杨建华先生，也正因此我便留在了北京开始真正的学习画画了。后来跑到东村是因为当时有个学艺术的男孩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想住在他的对门，就这样我就搬到了他住的村子，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东村。有一天，我爸妈来北京到东村看我，我爸看了我的画之后气的心脏病都要犯了，我妈也哭了，他们就后悔让我留在北京学画画。其实自从做艺术以来，我和我家里有过很多的摩擦，但都是因为我的一再坚持而没有离开。总的来说，我的家人还是非常理解尊重支持我做艺术的，而且我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做艺术，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我爸，我妈，我哥，我姐，我妹的大气宽容的帮助。

杜曦云：当初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你想表达什么？你觉得你们这么多人想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吗？

朱冥：这么多人的想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一开始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的状态就是东村要散了，之前我们已经被抓过，抓了以后回来人员就很分散，但是既然在一起，最后就要有一个总结，于是讨论做一个作品作个纪念。

段英梅：关于作品的思想，我好像从来没有和别人聊过，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至于大家表达的思想是否一样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最让我高兴的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把我带上，就算每天只是帮忙我也会很快乐很满足。做《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时大家说需要十个人，很高兴他们把我带上了。我那时比较单纯，从来没想过也没当过主角，我是那种喜欢站在别人后面，站在角落，做配角的人。这些年过去了，我其实还是喜欢这个呆在别人后面，呆在角落里，但我也学会了站在别人的前面。

我从来不想说当代艺术、现代艺术或者是后现代艺术，我只重视后面这两个字“艺术”。我要把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消解掉，只存在一个精神状态，这就是生命最后的意义。

--朱冥

没想过成功的问题。我几乎每天都处在在做艺术创作，我一直都感觉自己好像是活在梦里面一样。

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致力于发展行为艺术与慈善领域相结合。

没有考虑名利之类。

当代艺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要看每个人的喜好，当然也可以和社会有一些链接，可以反映社会现象问题。

--段英梅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