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哲学（或思想）的角色

观念在当代艺术中的作用：大概所有涉足当代艺术的人都知道了，审美判断已经彻底退位。在经典美术史里，形式或风格学意义上的分析往往与美学分析联系着，可是，随着艺术的变迁，尤其以概念艺术的出现为标志，艺术家提醒艺术史家，“观念”成为分析艺术现象的重点。这样，思想成为艺术史家（当代艺术史）关注的中心。人们很容易问：艺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领域的人文主义总是与艺术领域的人文主义成果具有联系，可是，这种情况在当代并不显明。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制度背景、文明背景下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思想家的思想作品在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把解释艺术的钥匙受到质疑的原因。问题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为诡异：一方面，差异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由信息技术和资本流动导致的共同语境与人类的问题似乎又抹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惯习，以致也许人类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可以用一些通用的语言模式来解释。可是，需要着重提醒的是：艺术史家是通过作品来思想，而不是用表述思想的概念去解释作品。

艺术是哲学的物质形式：艺术家是否在作品中留存着一种观念需要我们去发掘？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小心回答的问题。但是，艺术家的确是在一种动机或者想法的基础上完成的作品。可是，我们通过艺术家对自己的动机与想法的交代就可以了解作品的结构与含义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阐释学，或者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匆忙的追随者很容易自行其事地对作品给与解释。实际上，艺术思想与哲学思想都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人的思想，不如说，艺术家与人们（艺术史家当然包含其中）共同在促成关于世界与人的新的看法与解释。在用哲学思想与作品之间的对话是刺激一个没有过的思想的产生，反过来，对刺激这个思想产生的物品（艺术品）就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因此，当代史与思想史的确是交互发生作用的，因为的确，事实上，艺术家的工作刺激着人们新的思想与认识。所以，将艺术看成是哲学的物质形式（占有三维空间，也许还有声音的物品）也没有什么错误。由此，我们完全不可能用形式分析、美学分析、风格分析去解释作品，而只有用观念分析去让作品历史化。贡布里希注意到了艺术史的两种侧重：心理学的和历史学的，前者注重形式与风格，后者注重历史与观念。

5 文献问题

我们有多少文献需要收集：中国传统学问没有将实物与图像从历史研究中清晰地分离出来，这除了学术方法上的特殊性外，还有一个观看与判断上的思维习惯。古史的资料文献来源当然是古籍，官府档案、史书以及其他出版物，尽管官修史书为多，但是私修也非常普及，如果官方认可，就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也会被作为官史来看待。社会与自然的因素导致史料的丧失与改变，而转抄、刊刻、更不用说伪作，都将影响到史料的利用。太多的古代文献难以一一列叙，考订与校勘也是无穷尽的工作。今天，我们有了数据库，但是，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是难以收尽的。即便如此，孔子还是有“史之厥文”之说，早年章太炎对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之物，并抹杀殷墟甲骨文字的真实存在，说到底，古史的文献研究也有一个判断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任何时代的文献与资料的完整性总是相对的。

当代史不受实物不再之困，可是，实物的判断仍然不简单，涉及当代艺术史的写作，自然会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出艺术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说出其特殊性或差异，给予价值判断。今天的文献问题已经不是寻找的困难或者像古代史那样，出现伪作的辨析与考订，而是如何在应接不暇的信息潮流中确定需要的信息。“当代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在云存贮的时代，这个问题越发显得严重不堪，如果我们等待着时间的筛选，结果很可能是别人的“当代筛选”的结果，如果没有人在当代筛选信息，这个信息可能就不再存在，或者沉入信息的汪洋。实际上，即便是对古代艺术史的研究，我们也不可能为文献而文献，我们总是在设定一个问题的前提下，收集文献资料，当代艺术史更是如此。一种已知的艺术现象究竟是否成为我们收集的内容，取决于我们根据已知的信息和知识背景做出的判断。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面临考古和文献的新发现，而对于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来说，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除非你根本就不了解文献与信息的上下文。当代知识的逻辑是人为的，没有一个本质论的目标供我们遵循，唯有一些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与道德在我们的心中存储着，对我们的知识判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克拉克说：活力与创造性并不是文明的重点，因为野蛮人也有这些特质，而对永恒的追求，譬如通过自己的言行为人类的继续存在提供的帮助等等，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霍金最近说：人类在地球上的可能性最多只有1000年的时间，如何寻找人类新的栖身之地应该是科学家们的当务之急。所以，关心人类的大小问题的言行与事务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这个细微末节不断繁衍以致让人不堪重负的时代，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抓紧时间筛选资料文献的工作是必须的，历史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次筛选的过程。否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筛选，即便堆积文献，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也无法同时也没有条件堆积，除非上“云”天。顾颉刚少年时作自述时说：“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后来知道也的确是难以实现，何况信息社会的今天。

此外，很多年前，顾颉刚在回答有人问“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时说：“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他说他“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至于“从此没有事了”。（《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顾颉刚说到了两个问题：一是古史研究面临的情况，二是个人的能力限度。在当代史的研究中，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应接不暇和能力有限。因此，不存在着绝对的文献收集与绝对的历史判断。

思想决定文献：在北京，有时一个月的展览已经超过400个，这个基本的事实已经决定了我们对资料与文献的收集变得非常困难——文献铺天盖地。这时，我们只有依凭我们的知识与经验对在手或者被送到手中的资料文献进行筛选，基本上讲，思想决定文献。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资料文献的无限性，既然对问题的设置来自艺术史家自己，所以，仍然是思想决定文献的收集、归类与整理。尽管书写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可是，由一定的价值观引发的问题意识决定着究竟什么样的文献属于收集与整理的对象，这是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与古史研究完全不同。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收集资料只可能是局部的和不完整的，可是我要反问：什么是历史的全部与历史的完整？！

6 谁是艺术史中的艺术家

自称的合法性：在今天这个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时代，“艺术家”这个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工作。我们可以将贡布里希的那句名言反过来说——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大致也是这个意思。艺术史家关注作品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问题。是“艺术家”的工作事实上闯入了艺术制度之中——无论那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制度，可是，这种闯入一开始是“艺术家”依赖于个人经验而自己设定的，他的工作受到批评家的关注，得到画廊的受理，他被策展人邀请到一个展览中，甚至获得一个奖项，这时，“艺术家”的自称具有了艺术家身份的合法性。可是，艺术家的工作是否进入艺术史？这取决于艺术史家，而不是艺术家的自称或对艺术的自我陈述。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家，是艺术问题。

如何让小丑出局？今天，艺术家的身份更像一种职业，而不是印象主义以来直至70年代被认为的独立思想者或者知识分子。艺术家所具有的神话或者道德外衣彻底被剥夺，因此，并不是艺术家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艺术价值，而是他的艺术价值决定了他的艺术家的身份。而他作为艺术史中的艺术家的身份则取决于艺术史家，是艺术史家的选择让A或者B成为艺术史中的一个案例。艺术史家依据他对艺术史的理解——艺术史的学科规范与技艺以及他新设定的艺术问题——对手中的资料与文献进行判断，来决定究竟是哪一个艺术现象构成了他理解的艺术史的内容？艺术家曾经是手艺人，直至文艺复兴，艺术家的身份似乎获得了科学与人文知识的陈述者的身份，可是，在历史上，艺术家受雇于雇佣者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意味着他的工作是被选择的，他的机会来自于社会——商人、机构与宫廷（当代包括沙龙评审委员会）等等——的需要，而大致从印象主义开始，艺术家的工作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需要与选择。看上去，杜桑是艺术家的独立身份最典型的例子，他的工作似乎从根本上就旨在摆脱艺术制度的束缚，可是，这个无处不在的艺术制度再次修改了它的规则，杜桑的工作不仅获得了认可，也成为艺术史家写作中的范例。博伊斯的工作大致也是如此，当艺术家的思想通过他的行为改变了社会的思维甚至行动的惯习时，艺术史家自然会将其写进艺术史中。艺术家要问的是：为什么我的艺术不能够进入艺术史？——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提问。但是，艺术史家的回答也许并不神秘：因为还没有发现你的工作及其成果有必要写进艺术史。艺术家的争辩与自信并不是他进入艺术史的理由。这样，一位艺术家的工作最终是否进入艺术史，取决于时间和艺术史家的判断。艺术家，包括社会，往往会受到艺术史的讨论与神话陈述的影响，可是，艺术家只有进入艺术史才具备有神话的身份，这个道理与事实来自文明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感伤主义的追忆。

个体与历史链条：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被写进艺术史，这意味着这个个体与历史具有一种关系。的确，尽管人们对艺术史的危机以及新艺术史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文化选项，承担着陈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任务。以往艺术史在形式、风格、图像上所消耗的篇章使得人们习惯于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符号以及图像有着“必然的联系”，可是，后现代的态度嘲笑了这种逻辑。因此，一位艺术家的工作是否与历史发生关系，取决于艺术史家的书写：在个体的言行结果（包括过程）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他所理解的艺术史的关系，并将这样的关系用一种他所使用的艺术史语言确定下来。可以想象，并不存在一个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的艺术史家的队伍，艺术史的写作者之间显然会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分歧。但是无论如何，一位艺术家以及他的工作被写入称之为“艺术史”的书中，他可以声称他是一位“艺术史中的艺术家”。当代人因其知识能力、经验惯习、道德瑕疵以及特殊的个人原因，往往会否定被写入“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或者否定某一部“当代艺术史”，但是事实上，只有艺术史本身可以让“艺术史”消失，这就是说：只有不断书写的艺术史才可能对已有的艺术史提出严峻的挑战。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