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社会底层人物的轮廓影子正在缓慢前进，穿过阴沉天空下的荒野。伴随着铜管乐队欢乐的旋律，他们跟随音乐的节奏摇摆。

其中有些人带着海报或者是扬声器。其他的拿着不搭调的东西：一个浴盆，一部转筒电话。还有一些邋遢的狂欢者，好像刚刚出院，拖着脚步经过矮灌木丛，身上还带着打点滴的管子，就好像带手铐的奴隶。

同时，在一辆电车的顶端还有一个动画的骷髅，兴奋地咯咯直笑，他看起来像死亡的化身。

这是在伦敦玛丽安古德曼画廊展出的《更欢快地跳舞》(Sweetly Play the Dance)多媒体视频，该作品出自60岁的南非艺术家威廉姆·肯特里奇。视频在八个屏幕上展出，旁边的三脚架上放着真正的扬声器。该视频长达15分钟，这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品：一部分狂欢，一部分教堂游行，一部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一部分以死亡为主题。

这也是对现实事件的生动反映，从西非的埃博拉事件到叙利亚难民危机。肯特里奇在视频音乐停下后对我说：“这种游行形式的创作我已经从事多年了，但是每次我都感觉和当下是贴切的。”

20多年前，在1997年的德国肯特里奇的第一部定格动画在五年一举行的Documentaexhibition展展出-该视频缓慢显示每一幅表现痛苦的木炭画。该作品的展出，一举虏获了许多国际观众的认可，当时肯特里奇才42岁。


自从那时以后，他的名声就慢慢大起来，同样他的作品也越来越限量。《更欢快地跳舞》代表了他对当代的看法：肯特里奇现在创作作品的典型方式是和表演者合作，还需使用高端的编辑软件，以及依据其满是污垢的绘画来制作动画效果。通常他的作品一般出售价为60万美元左右。

比如，明年伦敦白教堂美术馆将展出肯特里奇三幅雄心勃勃的作品，包括2012年创作的《拒绝时间》(The Refusal of Time)，该作品为五个频道时长30分钟的视频，最近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

该作品是肯特里奇对时间本质的深刻思考，视频里满是谜一般的图像和恐怖的想法，里面不仅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和编舞，还有运动的“大象”雕塑，该雕塑受到工厂里机器的启发，因为在狄更斯《艰难时代》一书中机器都是“单调地上下运动，就像是大象因伤心过度而失心疯时上下摇头一样。”


今年年初，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宣布任命肯特里奇为皇家艺术学院荣誉学士，这是他最近得到的荣誉，其他一系列荣誉还包括日本著名的京都奖(Kyoto Prize)。肯特里奇对获得荣誉说：“这当然是过奖了。”他最近趁布置玛丽安古德曼画廊中自己作品的空闲，带着自己的父亲到皇家艺术学院去看约瑟夫·康奈尔的展览。玛丽安古德曼画廊中的展览室他15年来在伦敦第一次个展。“当去到一幢宏伟的建筑中然后想到‘哦，这个地方都是我的’这感觉很棒。”

不仅如此，肯特里奇在约翰内斯堡出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于贾克乐寇戏剧学院学习，他在竞争剧烈的戏剧领域也获得过成果。他与南非汉斯普林木偶剧团广受好评的合作作品《真相和解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和《乌布》(Ubu)将于下个月在诺丁山开演三周。南非汉斯普林木偶剧团曾负责出演过《战马》。今秋末，肯特里奇将会来到纽约参加他的作品《阿尔班·贝尔格的璐璐》在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该作品也会在英国国家歌剧院演出，其演出时间正好和肯特里奇明年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的展览同时举行。

当我前往玛丽安古德曼画廊去见肯特里奇时，有点不安，我担心这位著名的传学者会非常自大，因为他在现代艺术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得到全世界的称赞。

然而我遇到的肯特里奇，虽然说话咄咄逼人，身上的穿戴也彰显出自己的成功，包括手腕戴着一块劳力士表，胸袋里插着一支万宝龙钢笔，实际上，直到肯特里奇30好几，他才敢有勇气称自己为一名艺术家。

他说：“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能够在签证或者护照申请上写自己是‘艺术家’。我觉得称呼自己艺术家，就应该知道世界的意义，而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权力称呼自己是艺术家。”

还有肯特里奇觉得自己作为画家缺少才华，让他感到不满意。“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完成高中学业去上大学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成为一名真正艺术家意味着在帆布上画油画。我一直在画画，但是我一直在想‘当我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我就画画。’我尝试做一个学绘画的学生(肯特里奇从1976年到78年在约翰内斯堡艺术基础学习学习)但是我不行。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这些油画颜料：我画得太糟了。画得也不开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业以后，肯特里奇在南非电视行业工作，他称为“盐矿”。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作为制片设计师画马，但是他绘画的技能也让他自己感到失望，他说：“每次这些马画得就好像牛一样。”

在1985年，他回到了工作室，开始做全职，为了让自己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绘画中，后来他也承认是“尝试逃避”。四年后，出于好玩，他用了繁琐的定格动画技巧来拍摄第一部木炭画短片动画。

不久后，一个策展人正在筹备在牛津展出的当代南非艺术家展览，当这位策展人来到约翰内斯堡拜访肯特里奇的工作室时被这部短片吸引住了。肯特里奇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这不是艺术：你不能在展览上展出电影。绘画才是艺术。我当时是很保守的-我要花很大力气才明白我的短片实际上也是艺术。”

然而最终，他对20世纪初达达主义的欣赏让他觉得自己应该拓宽一下艺术家的定义。

“我很感激达达主义在100年前的运动，他们告诉你不仅仅是通过画油画才能成为艺术家;你可以在伏尔泰餐厅朗诵诗歌，或者使用拾得物体来进行艺术表演。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很难说，‘我是来读诗的，但是我要跳舞。’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可以说：‘我今天不展示绘画，我要展示一个声音作品，一个行为表演，一尊拾得物品雕塑。’”

他还说：“现在艺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当代艺术家是达达主义的直接受益者。”

达达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忘记了荒谬-这也正是肯特里奇的父母，两位著名反种族隔离法的律师所效仿的。“我认为这是南非所特有的东西。种族隔离系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有错误，你必须顺着这样的逻辑去归谬。”

肯特里奇作品中充斥着荒谬的政治元素，这是他的艺术能成功的重要本质：没有这个元素，高尚的风格和昏暗的色调(一种效果，与他大量用木炭画有关，因为木炭画随着一层一层描绘，颜色会变得更深)会反客为主。

肯特里奇说：“当某个展览把我的作品和西班牙画家戈雅的铜版画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放在一起展览时，我曾经和开心。巴斯特·基顿在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刚完成了参加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一个新作品，是关于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其中也有关于美国早期戏剧演员Marx兄弟的电影《鸭羹》。”

在肯特里奇的职业生涯中，他曾经说过对“非常确定的事”有很深的不信任感;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最近描述他为“模糊化的守护神”。肯特里奇影片的叙事手法缓慢而又随机，没有事先用故事板。我好奇这是否是生长在一个以理性思考擅长的家庭所带来的反作用。

他想了一会说：“从某种程度来说，我需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因为我来自一个律师家庭。我需要充盈自己来找到自己的观点。艺术家们辩驳说在理性解构以外，人们仍旧可以找到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受严密的询问。”

他回忆起他父亲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拒绝时间》的时候，当时表演者们在反着唱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的作品，肯特里奇笑着说：“我的父亲听到以后，就说‘这让我觉得柏辽兹正着写是错误的。’你不能理性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时间来回徘徊，这首歌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奇。”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可以讨论一件艺术品或者是用逻辑的论点来阐述，但是艺术这种未解之谜和没有前提的推导让你不能够精确地定位艺术。正是这样的艺术让我一直探索，让我激起最浓的兴趣投入进去。”

编辑：徐啸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