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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的难题与求解
0条评论 2016-07-13 13:41: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姜岑

在城市的某个空间放一尊雕塑已远远不是公共艺术的全部。公共艺术是一个正在不断“生长”的领域,它模糊了很多学科的界线,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公共艺术与民众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公共艺术,到底是谁的艺术?这样的艺术与社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结合上大美院“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对此进行了调查。

对于当下城市公共雕塑的诟病并不鲜见,然而,时至今日,所谓的“公共艺术”早已不仅是在城市的某个空间放一尊雕塑那么简单,当然,城市雕塑依然是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已远远不是公共艺术的全部。

究竟什么是公共艺术?尽管学术界对此还鲜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公共空间、公共性、艺术性、在地性、跨学科、跨媒介无疑都是谈论公共艺术时绕不开的关键词。

然而,更核心的问题是,公共艺术与公众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公共艺术,到底是谁的艺术?前不久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与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共同主办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塑、或是一般静态的视觉呈现,而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一些事件,还有一些人们交互的平台建设,来让大家进行对话,让各种意见可以得到一种呈现。中国公共艺术很多都诉诸外在的视觉张扬,而对社区生活的深度介入与对民众的尊重等方面,做得还不够。”

上海地铁16号线临港大道站的一件公共艺术作品 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供图
上海地铁16号线临港大道站的一件公共艺术作品 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供图

“全球视野”下的“地方重塑”

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公共艺术当下正处在从静态走向动态、走向多元的发展过程,它不仅可以是一尊雕塑、一栋建筑,也可以是一场演出、一个事件,甚至一场游戏、一次聚餐都能成为公共艺术的形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进行社区建设,或者提出自己的社会见解、环保主张……这一切都以艺术的名义进行,虽然在公共艺术的概念出现之前,把一些事情当作艺术看上去是那么荒诞,毕竟,吃顿饭、做个游戏怎么就成艺术了,它们到底有何价值?

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举行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各国研究员就以一个个现实的案例来探讨公共艺术的多元形式和价值,试图探究公共艺术研究方法及其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构建有效的国际公共艺术研究与交流平台。

来自16个国家的24位国际公共艺术协会成员围绕公共艺术研究总体构架、公共艺术与地方重塑、公共艺术资料收集检索具体方法三方面的内容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员遍布全球七个地区,包括东亚、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欧洲、非洲、南美、北美、中东及南亚地区。他们对各自地区公共艺术作品案例的介绍,也逐渐勾勒出全球公共艺术发展的现状。

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的作者杰西卡·菲娅拉(JessicaFiala)和编辑、策展人梅根·歌博(MeganGuerber)介绍了当地一个以社区居民聚餐为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菲娅拉和歌博表示,这个项目为当地居民建立了一种新的交流频道。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认为:“这种共享与交流有利于增进当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社区共识。这让我们看到,西方的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塑、或是一般静态的视觉呈现,而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一些事件,还有一些人们交互的平台建设,来让大家进行对话,让各种意见可以得到一种呈现。

有意思的是,转换一个文化环境,比如在中国的某个社区,人们习以为常的聚餐形式还能否起到与美国社区一样的效果呢?退一步说,如果同样在美国,但换一个社区,能否同样奏效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这就引出公共艺术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地性”。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公共艺术研究领域资深专家汪大伟教授对此这样概括:“我理解的在地性就是不可复制性,‘非此地不可’,也就是说离开这个地方、背景,该作品就可能毫无意义了”。

那公共艺术对相应空间的作用和价值何在?汪大伟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地方重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他表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空心化问题、乡土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等,而公共艺术就是如何用艺术的语言、艺术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地方环境、人文精神的重塑。”

关于“地方重塑”,上大美院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提供了不少案例。定居印度的法国策展人伊芙·莱米斯尔(EveLemesle)介绍了一个名为“艺术之路:裴妮亚地铁计划”的案例。“艺术之路”是由印度班加罗尔乔杜里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发起的,致力于通过艺术与装置将都市基础设施转化为文化中心。这个项目与班加罗尔地铁有限公司(BMRCL)合作,给予班加罗尔的居民更充分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并在当地地铁系统中分享了本地历史。项目意在思考与社区、身份有关的多重问题,以及什么样的艺术与设计可以将公共空间改为拥有精神的场所。裴妮亚是班加罗尔市一片重要的快速发展区域,而它的建筑面貌却在为工业及其他的城市发展让路。因此,这个“裴妮亚地铁计划”就想通过多种多样与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艺术作品,或明亮诙谐、或发人深省,来吸引当地的民众和地铁旅客。有一个有趣的装置作品叫“裴妮亚的色彩”,它被悬挂在楼梯侧面的墙上,不同颜色的圆筒密集排列,形成一块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调色板。另一件作品别出心裁地探索起“伟大的印度菜”,这种当地的食物地铁旅客们每天都会带着,但似乎从来也没人认真思考过它。还有一个由当地废料场的管子组装而成的声音装置陪伴旅客们候车,人们在无聊等待之余是否也会闪念思考,那些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是否真是废物呢?凡此种种,伴随班加罗尔城市景观的改变,“艺术之路”团队所创作的那些将当地历史与当代都市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已受到有关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巧合的是,《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对上海地铁公共艺术现状的采访中也发现,公共艺术的发展以及“地方重塑”的理念也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主管、有着多年地铁公共艺术管理经验的何斌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世博会之后,地铁建设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对于地铁公共艺术的理解也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申通集团开始编制基于全网络的公共艺术发展规划,并在此指导下开展公共艺术建设,同时,集团成立了专门的公共艺术发展中心,并建立了配套的工作架构和相应机制。更重要的是,地铁公共艺术与网络化有机结合,并凸现区域文化特色,同时具有长远性。”何斌表示:“以前车站公共艺术的形式基本上以墙体的平面壁画或浮雕艺术为主,而世博会后,公共艺术的形式越发多样化、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国际化。此外,艺术形式不仅有平面的,还包括了各种空间、装置和多媒体艺术,创作手法更具时代特征。”

从“宏大叙事”

向“小微空间”转身

不仅在地铁站,《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走访中发现,近年来上海整体对公共艺术的重视程度正越来越高。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风貌管理处副处长侯斌超博士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上海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及公共艺术的重视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在2014年年底成立,专门推动相关工作,并于2015年开展首届‘城市空间艺术季’活动。”

 在上大美院举行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呈现的南美研究员加百利·瑞贝罗作品《巨像》 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公共艺术》杂志 供图
 在上大美院举行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呈现的南美研究员加百利·瑞贝罗作品《巨像》 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公共艺术》杂志 供图

侯斌超说:“公共空间从整个城市的尺度上可以分成大中小三个层面。以前我们对于大型公共空间的关注度很高,应该说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外滩和人民广场的建设。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大型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更专注社区等民众身边的一些小微公共空间,使得大中小三个层面的空间品质普遍得到提升。以前谈到巴黎作为文化之都,整个城市的空间很有魅力,其实并不仅限于它的香榭丽舍、卢浮宫周围,更多的在于你从任何一条小道向周围的街区走上一两百米都能发现一些历史丰富的建筑,以及一些很精致的小型空间广场。对上海来说,我们一些大型公共空间离世界一线的水平是越来越近了,但我们社区一级一些中小型的空间离世界先进城市还有点距离,这一块可以做更多品质的提升,这也需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小微公共空间的品质如何提升?公共艺术又该如何介入?侯斌超表示,去年做的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便是上海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措。“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叫做‘城市更新’,由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等一起从不同角度切入主题,进行探讨。主展览包括建筑、规划,涉及历史的、前瞻性的、城乡互动等主题,有一个关于空间艺术的独立板块,邀请专家一起探讨艺术如何介入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这个艺术季有几个特点,一是公众参与性很强;二是实践性很强,也就是除了主展馆之外,我们还在整个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选择几个点,作为实践案例展,通过请一些艺术家、规划师形成一个联合的团队,在分展区作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公共艺术的作品,给一个城市空间带来临时或永久性的变化。让民众在自己的社区里就能通过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动作可能并不大的‘点睛之笔’,切身感受到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从而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一个空的理念。例如,长宁区愚园路街道两边座椅方向的简单改变,即将座位变成了面对面的形式,就把原来单纯休憩的空间变成了一个潜在交流的空间。由此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居民对生活方式、对艺术、对公共空间的理解。”

虹口区四平路音乐谷附近一个叫做《路亭》的公共艺术作品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它在展览结束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其由现代木结构建造,设计巧妙结合了原本这个区域内的大树等元素,成为一个进入音乐谷的导向性标志物,把原本散落的一个较为消极的小广场空间进行整合,使其焕发活力。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工作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侯斌超坦言:“不是光靠一个公共艺术作品就能一下改变整个广场面貌的,但这样一件作品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倒逼’整个广场的功能提升,让广场空间品质得到‘二次提升’”。

在上大美院举行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呈现的欧洲研究员茱茜·乔克拉作品《林间小路》 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公共艺术》杂志 供图
在上大美院举行的“2016国际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呈现的欧洲研究员茱茜·乔克拉作品《林间小路》 上海大学出版社和《公共艺术》杂志 供图

跨学科的“大文章”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风貌管理处挂职副处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林磊博士也告诉《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以前社区概念比较薄弱,而现在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工作重心就是‘城市更新’,从以前增量的城市爆发式发展进入到存量发展,对于社区改造而言,如何提升它的品质,这是进入到成熟社会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道路。以前总是这片地铲了,马上盖高楼这样一种快速的发展阶段。而在成熟发展阶段强调的是内涵的提升、文化品质的提升、软实力的提升,然后才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这一阶段公共艺术也从以前的艺术层面、技术层面在向社会学方向发展。”

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跨学科的通力合作是当下公共艺术的一大特点。比如怎样提升一个社区乃至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呢?首先要知道其文化内涵何在。这就需要对具体的历史进行挖掘和补遗,对具体的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比如,针对转型期多元的城市问题,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与城市规划专业开展了紧密的合作。社会学系于2014年3月开始承接同济大学高密度区域智能城镇化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项目“上海社区研究与规划”,并于去年出版了《同济大学社区研究——上海社区研究与规划》一书,对2014-2015年的上海社区研究初步成果进行了梳理。其中对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文艺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研,也给出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解读。而今年,社会学系又以“城市空间与遗产社区”的老建筑生态研究为主题,专题调研在“城市更新”中老建筑应该如何保护,又如何发展,并关注社区融合、社区认同、城市记忆等问题。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朱伟珏教授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老建筑是上海城市记忆的载体,这不仅是建筑本身的风格承载着历史的厚度,而在建筑中生活的人同样构筑起记忆的维度。不管是曾经生活在里面的大人物,如名人故居的主人孙中山、周恩来、徐志摩、张爱玲等所留下的历史篇章,还是现在生活在老建筑里的普通居民编织起的市井生活的烟火气,都是这个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历史悠久的老建筑本身就是一道重要的公共景观,而对于其内涵和现状的深入了解也为公共艺术的介入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

城市或乡村,都应因地制宜

那么,公共艺术的角色是什么?林磊认为:“是一个‘城市触媒’。以前的城市触媒很多是雕塑、大的景观或者是大型建筑,比如一些地标性建筑,它们激活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在这种触媒我觉得是更渗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了,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其中,更社区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公共艺术来提倡城市的公共精神,增加人们对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上海的社区里现在既有老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老上海人有很多城市的记忆,新上海人很多其实也是因为喜欢上海的这些文化传统才来到这座城市,并逐渐扎根上海。而在融合新老上海人这样不同的群体方面,公共艺术也有触媒的作用。”当然,公共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帮助解决中国城市长久以来存在的“千城一面”问题,因此“公共艺术一定要注重‘在地性’,一定要有地域特征。我们不光要研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也要加强对自身规律的研究,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公共艺术政策”,林磊如是说,“但在实践中不和谐的公共艺术案例也会引起争议。作家金宇澄之前在某个讲座中评论某一座上海城市雕塑时说:‘这个雕塑号称学巴黎的,但人家反映的是巴黎的一段历史,我们这里照搬过来合适吗?’”如同雷同的高楼大厦,模糊了城市的特征,甚至阻断了城市的历史脉络一样,一件不合时宜的公共艺术一样是败笔,它融不进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结果只能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

同样是雕塑作品,位于汾阳路、岳阳路、桃江路“三角花园”的普希金铜像可谓优秀公共艺术的典范。铜像建立于1937年2月,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这尊胸像并不大,置于竖条形的花岗石碑座顶端。在抗战和“文革”中,铜像不幸两度被毁,但每次过后又都被人们顽强地重建起来,上海的纪念像有很多,但这样拆毁又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普希金铜像在视觉上一点也不张扬,但它却承载了满满的城市记忆,多少年来也早已成为了上海的文化地标。资深策展人、艺术家葛千涛曾在谈及公共艺术时表示:“上海汾阳路街心花园中的普希金铜像,承载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多少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上海市民的集体记忆。”另外,葛千涛也谈到了杭州西湖、苏州园林中的诗意景观,它们在动荡岁月中,已然成了人们“安顿灵魂的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共空间也成了人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公共艺术的典范之作。

事实上,葛千涛这些年来亦在亲身探索着乡村公共艺术、公共空间建设的实践之路。自2013年起,葛千涛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拉开了“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序幕。宝溪乡位于浙江省最南端龙泉市西陲,乡总面积148平方公里,那里盛产毛竹,更是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承之地,11座古龙窑安卧于山峦溪水之间。参加双年展的有包括隈研吾在内的11位建筑师,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哥伦比亚、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越南等地,他们的作品构筑起了一个以竹为载体的社区,其中有当代青瓷艺术馆、竹产品设计及研发中心、公共陶艺工作坊、水碓(瓷土制作体验馆)、青年旅社、艺术酒店、设计酒店、低能耗示范竹屋等共18座单体建筑。作为策展人,葛千涛反复强调的是“场所精神,乡土建设”,用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建筑艺术形式,探索未来中国乡村的发展之路。除了建筑主体外,“国际竹建筑双年展”已渗透到当地周边公共空间的整体规划和艺术设计。《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在此前的走访中发现,溪边路口用窑具匣钵或青瓷器皿种植的花卉盆景、居民院落外墙上利用废弃的青瓷花瓶或碎片制作的墙面镶嵌装饰等看似不经意的艺术穿插,却让周边环境在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积淀上,增添了精致的设计感和含蓄的时尚趣味。而在村头桥梁扶手改造的计划中,艺术家们也提出了简单易行的方案,即用当地的草绳包裹起原来裸露的金属栏杆,以呈现一个更整体、更原生态的视觉环境。“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和对艺术的理解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发生着改变。”葛千涛说。

虹口区四平路俞挺、童凌峰的公共艺术作品《路亭》 图片摄影 施金忠(YUNS.TV摄影工作室)
虹口区四平路俞挺、童凌峰的公共艺术作品《路亭》 图片摄影 施金忠(YUNS.TV摄影工作室)

尊重民众,不应只是“点缀”

然而,当下我国的公共艺术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难题。

以最直观的公共雕塑为例,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上海现有城市雕塑一千多座,其中纪念性城雕占总数的30%,其余70%为装饰性城雕,绝大多数属于一般性作品,这与上海的城市地位、形象不相适应。1996年和2000年,上海曾进行过两次劣质城雕的清理拆除或移位。

翁剑青认为:“中国公共艺术很多都诉诸外在的视觉张扬,而对社区生活的深度介入,这方面还不多。”

事实上,很多公共艺术对于公众性的理解也存在落差,正如有学者撰文所言:“普通的民众对城市的公共空间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那么公共艺术也要体现和满足公众的意志和趣味。而这一要求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相信‘公众’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因此他们根据这个幻想中的群体及其想象中的需求来做决定造成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看似扎根生活的项目,落实中也存在落差,林磊坦言:“比如居民的理解程度,当然这在于慢慢引导。从亚洲来说,这在日本、在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从它们的经验来说,社区营造往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而不是急于求成。比如政府说出钱给某个社区改造房子,一些居民却并不积极。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社会工作要做,让居民慢慢感受到这个事是对我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很多社区是这么做,先拿一个小的点来示范,这个点如果成功了,居民们就会愿意跟进。有的时候政府是投钱的,比如社区的绿化景观设计改造,但居民要有一定的参与度,才能获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可以组织居民决议一个他们喜欢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话在做的过程中,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就高。然后他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对成果感觉自豪,也会自发地、主动地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社区变得更好。当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方式,居民的公共意识也得到了提高。”

资金不足也是一大难点,何斌以地铁方面为例表示:“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建设和运营方面没有提供公共艺术的资金渠道,因此建设期间是以装修工程的费用、运营期间的活动经费是以公司经营费用来支出的。”

而在汪大伟看来,公共艺术其实也可以成为一种创意产业角度的新商机,比如将公共艺术与潜在的生活方式、前瞻性的理念融合在一起。他列举了墨西哥湾海底一项名为《无声的进化》的公共艺术。这个令人震撼的公共艺术项目汇聚了400多个真人大小的雕塑,在海底形成了一座“城市”。由于当地礁石的缺少,当雕塑沉入海底时,浮游生物、珊瑚都有了黏附的主体,造就了一个“无声的进化”。而这项海底雕塑的出现,使当地变成了一个旅游的热点,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希望潜入海底,亲眼目睹这样的雕塑奇观。由此,一个公共艺术既开启了人们对于海洋公共空间的意识,同时又带来了极大的旅游市场。

事实上,近年来如K11等商场文化机构也正在摸索这样一条商业、艺术、学术、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特别是在虚拟电子商务崛起的时代,跨界打造一种具有人文主义的时尚生活方式,也不失为实体商业文化机构实现转型的契机。

哈贝马斯曾在一次有关公共空间的演讲中,重新解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将其翻译成“人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生存的政治动物”。他进而说道,作为动物的人“由于他天生就处于一个公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逐渐形成了使他成为人的能力……我们人类互相学习。但这只有在一个充满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间中才有可能”。而公共艺术或许便是这文化活力的来源之一。

“2040年的上海总体规划是现在规划局核心的工作之一。上海的发展定位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城市,对照纽约、伦敦以及其他亚洲大城市看,这一层面上的城市竞争中,包括高品质的城市空间、文化魅力、特别的历史底蕴等城市‘软实力’越来越突显出它的价值。所以如何提升城市的公共空间品质也是2040年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城市雕塑以及其他公共艺术的手段结合进去,是品质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侯斌超表示:“而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提升小微社区公共空间的品质。去年‘艺术季’的时候我们做了15个实践案例展,2017年这样的案例展还会继续,而在今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还在开展一个‘行走上海’的活动,也是针对社区一级的小微公共空间,请建筑师、艺术家、景观师一起来以复合的手段提升空间品质,涉及的改造点大概有10个左右。我们想每年通过这样一个个空间案例的落实,来具体推进整个城市景观的改善,同时带来具有示范性的衍生效应,其他社区也会自发地开展这样一些工作。”

“社区”、“公共参与”、“自下而上”是记者在此次公共艺术走访中,政府相关部门提得最多的关键词。政府希望扮演一个“推动力”而非“一锤定音”的角色,为社会构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让艺术及各界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都能参与进来,“这样公共艺术的‘生长度’也更好一些”,侯斌超表示。

的确,公共艺术是一个正在不断“生长”的领域,它模糊了很多学科的界线,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它的边界在哪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应是城市空间中无关紧要的“点缀”。或许,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艺术的享受,还有更多的思考,关于这块空间,这段历史,关于社会也关乎未来。这样的作品多了,一个社区、一片乡村、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面貌也会悄然改变。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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