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纳粹在柏林策划的“堕落的艺术”展。

1937年，掌握了权力的第三帝国领袖们在慕尼黑举办了两场艺术展。一场是“大日耳曼艺术展”，展示的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认为能被接受的、反映理想雅利安社会的艺术：具象的，摆出英雄造型的金发人物和德国乡村的田园风光。另一场展览展示的是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称为“堕落的艺术”的作品：现代或抽象的作品，以及遭纳粹唾弃者的作品——犹太人、共产党人或那些被怀疑是犹太人或共产党的人。那些“堕落的艺术作品”被胡乱摆放，并配上贬损性的标签、涂鸦和展览图录条目，上面写着“挥舞画笔或铅笔的人的病态大脑”。希特勒以及与他亲近的人严格控制艺术家在纳粹德国如何生活和工作，因为他们明白，艺术可以在其独裁的兴衰以及在他们实现对德国前途的愿景中发挥关键作用。

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国家预算计划取消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简称NEA）。NEA每年的预算约为1.5亿美元。正如批评者注意到的，这个数额约占联邦预算的0.004%，所以这项举措是削减政府支出的一个相当低效的方式。许多美国人抗议这些削减，指出艺术能在很多方面丰富我们的生活——它们理应如此。艺术带给我们快乐和娱乐；艺术能让我们暂时摆脱生活的苦难，或者提供一种方式让我们理解那些苦难。

但是，正如希特勒了解的那样，艺术家在挑战独裁主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艺术为颠覆以及联盟建设者之间的政治理解和团结创造途径。艺术教导我们，其他生命也有价值。就像可以在宫廷里公开嘲弄国王的著名弄臣一样，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挑战权力结构，而其他途径将是危险或不可能的。

历史上的独裁领袖凭直觉知道这个事实，并据此采取行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政府要求艺术符合严格的风格和内容标准，以确保其专门为国家统治服务。作曲家和钢琴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政府有计划地处决了苏联所有的乌克兰民间诗人。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上台时，很多壁画家遭到逮捕和施刑，并被流放。政变之后不久，歌手和戏剧艺术家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遇害，他布满子弹的尸体被公开示众，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克劳迪娅·凯乐曼(Claudia Calirman)在自己的书《独裁统治下的巴西艺术》(Brazilian Art Under Dictatorship)中写道，博物馆馆长尼奥马尔·莫尼斯·索德雷·比当古(Niomar Moniz Sodré Bittencourt)不得不把艺术作品藏起来，还建议艺术家们离开巴西，因为之前当局进入博物馆，阻止展览进行，要求撤下一件作品，因为它包含一些危险的图像，比如一名军人从摩托车上掉下的照片，它被认为令警方难堪。这样的极端干涉似乎在美国早已不复存在，直到我们考虑到某些事件，比如在《汉密尔顿》(Hamilton)演员发布针对迈克·彭斯(Mike Pence)的相当温和的评论后，总统公开表示谴责。

NEA把最后一轮拨款中的一万美元拨给了俄勒冈州的一个音乐节，供它委托创作一个由坐轮椅的人表演的舞蹈，并为使用辅助机动设备的人开设舞蹈课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文化中心获得了一万美元，举办由穆斯林艺术家主持的讲习班，包括一名嘻哈艺人、一名喜剧演员和几位电影制作人。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合唱团获得了一万美元，在圣保罗多所公立学校举行讲述LGBTQ青年经历的音乐会。这每一项拨款支持的正是让本届政府嘲弄、排斥和彻底伤害的人表达心声。长期以来，年轻人、同性恋者、移民和少数族裔一直通过艺术抵制那些会先钳制我们言论而后扼杀我们的制度，而NEA是支持这项工作的少数几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2015年，艺术家达尼洛·马尔多纳多在哈瓦那被从狱中释放后。他因创作反对卡斯特罗的艺术作品而被监禁了10个月。

当行为艺术家达尼洛·马尔多纳多(Danilo Maldonado)因批评卡斯特罗政权而被捕入狱时，美国的观察者摇头谴责。但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我们必须知道，特朗普对艺术的攻击到底意味着什么。重点不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悲惨的地方，也不是紧缩政策或拒绝给有需要的社区提供资源。就像政府网站数据的消失，或把持批评态度的记者排除在白宫简报会之外，这项举措的意义比让一群人无法开展工作更广泛、更具威胁。它的重点是控制，是创造一个政治宣传占主导、异见被钳制的社会。

我们需要艺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是完整的人。我们需要艺术也是因为它是反对独裁的保护手段。通过挽救艺术，我们避免让自己陷入一个只允许为服务权力而创作的社会。当煤矿中的金丝雀沉默时，我们应该感到十分恐惧——不仅因为它的歌声如此美妙，而且因为它是我们还有机会重见光明的唯一标志。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