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为他的每位缪斯所画的作品，都有若干传世名作。朵拉则是那位著名的“哭泣的女人”，这个忧愁的形象，几乎成了她后半生的写照。

《哭泣的女人》，毕加索绘，1937

小刀、手指和手套

朵拉·玛尔之前和之后，毕加索都有过不止一位女人，即便与朵拉同时期，这位大师也仍然有一位还未离婚的夫人，一位先是公开朵拉出现后转地下的情人，新鲜貌美取朵拉而代之的姑娘。总之，毕加索与其他许多大师相比，在缪斯的数量上总归是可以领先的。

朵拉·玛尔的特别之处，是她在遇到毕加索之前就是一位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在自己的世界里小有名气。她会讲西班牙语，有主见，对艺术和政治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遇到毕加索之后，又为他的创作带去模特角色之外的影响。

朵拉·玛尔，Irving Penn 摄，1948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让·雷诺阿的片场。那是1935年，让·雷诺阿正在拍《兰基先生的罪行》（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朵拉是他的片场摄影师。毕加索去探班，他的好友、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就介绍了二人认识。不过，毕加索并不太记得这次相遇。或者是因为他当时还未对玛丽·泰瑞斯厌弃，或者他的心思正在别处。直到第二年在双叟咖啡馆，朵拉才以某种叫人心惊胆战的方式，吸引了毕加索。

关于这次戏剧化相遇，与毕加索同时代的作家让-保罗·克里斯佩尔（Jean-Paul Crespelle）是这么记录的：

毕加索身边仍然有艾吕雅，朵拉则是独自一人。她坐在毕加索的隔壁桌，神情严肃，整张脸却被一双蓝色但略显苍白的眼睛点亮着，她的眉毛又浓又密，这让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又回归了苍白。“那是张敏感不安的脸，光影交替穿过，让她看上去阴晴不定。”

但真正让观者感到不安的，是她手上的动作。朵拉一只手五指张开贴在桌上，另一只手里则拿了一把小刀，对准五指之间的桌子扎去。有时候运气好，刀子就正好插在指缝里，有时候不留神，就没对准，一刀扎到手指上。血从她黑色的手套渗出来。日后，这幅具有象征意义的手套，会锁进毕加索的抽屉，被他当作某种纪念物收藏起来。

艾吕雅注意到了毕加索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又充当了一回介绍人。

如果将上述两幕拍成电影，艾吕雅大概会成为非常有趣的那种配角，一个大师身边既会察言观色又会写诗的中年人。不得已，他又得站起身，像刚看到朵拉一般，上去跟人说：“您好啊玛尔小姐，您也在这儿啊。”分明知道边儿上有一位急欲跟她攀交情又假装云淡风轻的大人物，却用刚想起来了的口吻说：“哦对了，我这位朋友，给您介绍一下。”

毕加索与朵拉

接着就该毕加索自己上场了。这位“艾吕雅的朋友”凑上去，认定她是法国人，想当然地用法语跟朵拉讲话。朵拉却回之以西班牙语，她当然早就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母语是什么。

无论怎样，这次会面是不同寻常的。朵拉的刀、手指和手套，构成了会面的三要素。毕加索那个瞬间的迷恋对象让人疑惑，或许是朵拉本人，也或许，是手套的符号意义。无论如何，收藏手套这个行为本身即便是种追求女性的套路，也充斥着强烈的拜物意味。在这个场景里，还掺杂着重口味色情主义元素的戏剧冲突，以及暴力层面的性诱惑。这些大概让毕加索欲罢不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超现实主义。

美国传记作家玛丽·安·考斯（Marie Ann Caws）在她写的朵拉·玛尔传记中，提到了另一个作家对这次双叟咖啡馆之遇的回忆。她引用道：

朵拉·玛尔，她发着光，用她乌鸦般的头发，她蓝绿色的眼睛，她疯狂却克制的动作，吸引着毕加索。她仍然与父母同住，因此有种刻意的傲慢，但在高深莫测的背后，你又完全能感受到，她的疯狂的冲动，随时准备爆发。

总之，在毕加索眼里，朵拉太特别了，这种自残式游戏，叫他想起了他家乡的斗牛场，那里面也有血腥和暴力。与刀为伍就像玩火，当中的危险性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毕加索，他甚至对危险性有瘾，连带着，朵拉也成了这种瘾的一部分。

帽子、帽子和帽子

双叟咖啡馆的相遇后，毕加索很快动身去了法国南部。

这是1936年的夏天。司机用他那部依帕诺苏扎牌（Hispano-Suiza）小汽车载着毕加索南下，并在穆更（Mougins）与他的朋友艾吕雅夫妇和努什夫妇会合。穆更是戛纳群山后的一个小村庄，著名的度假胜地圣特罗佩兹（Saint Tropez）就在数里之外。

有些版本的叙述将朵拉与毕加索在这里的二次相遇描述成一场“毕加索的选妃活动”。圣特罗佩兹的庄园主丽斯·德阿姆（Lise Deharme）成了表面上的“朵拉要好的女朋友”，而恰好是毕加索南下的同一时期，朵拉也去圣特罗佩兹拜访了她的庄园主朋友。而实际上呢，“却是一次策划好的远离巴黎的地下情”。

总之，那天一行人一起吃了中饭，饭后又去不远处的海边散步，最终，毕加索和朵拉落了单，并一起回了穆更。

如果说，毕加索的情人10年一个任期，平均一任的蜜月期得有3年。具体到朵拉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是。这个时期内，朵拉作为毕加索新一任缪斯的身份，很快随着她作为模特的肖像画流传出去。这几年，也是毕加索最活跃的一段时期。

从1937年春天开始，以及整个1938年，毕加索创作了一系列色彩艳丽的半身肖像。毕加索这个时期内画下的朵拉，无疑是非常动人的。正如写了《毕加索与朵拉：一份私人回忆录》（Picasso and Dora：a personal memoir）的詹姆斯·罗德（James Lord）所说，朵拉不是那种传统观念中的漂亮姑娘，因为她的下巴有点宽，可是“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光芒，这种发光的眼神干净得就像是春天的天空”。

其中一幅肖像画中，朵拉的两只眼睛都浸在红色、粉红色、绿色、黄色和红紫色之中，把她青春的光彩欢快地传了出来。

朵拉发色很深，这几乎是许多人分辨这是哪位缪斯的入门依据之一。在这些画作当中，朵拉总是把头发扣在耳后，也总是一副庄严深邃的样子。但是一旦她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整个画面就开始发光。朵拉戴的帽子，一度是她的标志之一。

《女人半身像》，画于1938年毕加索与朵拉热恋时，纽约佳士得供图

如今，毕加索这个时期的画作，大多都以永久藏品的身份收在某个博物馆里。不过不久前，两幅毕加索所作的朵拉肖像画，一起在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这两幅画，分别创作于1938和1943年。1938年的这幅《女人半身像》（Buste de femme），正是这些半身肖像中的精品之一。这幅小画中，朵拉戴着的是红色的帽子，帽里很深，几乎有种王冠的意味。

詹姆斯·罗德将帽子对毕加索的意义，与朵拉那副带血的手套相提并论。他认为，帽子的频繁出现，也是毕加索对女人迷恋的例证之一。尤其是，当它们在整个画面显得突出又突兀时，那股诱人的意味几乎有点色情。而巴黎这个时尚之都，又为帽子这件充满女性魅力的物件提供了热烈而变化多端的土壤。

那一阵，艾吕雅还假装深沉地说过：“女人们戴的帽子，最能看出她的眼光、她的胆识，一位真正非同一般的女士，她的脑袋大概得敢于戴一顶王冠才行。”

当然，同一时期，戴帽子的女人可不止朵拉一个。实际上，“毕加索的缪斯”这个席位，并未对朵拉虚位以待，成名后的毕加索，大概就没体验过所谓的空窗期。但聪明且智慧的朵拉对自己信心十足。她完全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她都能够胜出。

《朵拉·玛尔像》，毕加索绘，1936

爱情一旦变成了一场所属权之战，无论是自视清高，还是就地撒泼，事后冷静下来想想，都不免后悔。她当时的对手自然就是玛丽·泰瑞斯。

二人都时常戴着帽子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作中。玛丽·泰瑞斯多半戴的是贝雷帽或草帽，而朵拉的帽子，则更时尚，紧跟着巴黎最先锋的趋势。并且，装饰多半还要纷繁一些。帽子与帽子之间的区别，像是又一次佐证，让本身个性悬殊风格迥异的两位缪斯，又有了另一个层面的交锋。

相比而言，玛丽·泰瑞斯的情致更女性化，她的蓝眼睛和金头发，让她看上去是柔和的、被动的。而朵拉，几乎是玛丽·泰瑞斯的反义词。她的深色头发，更偏向激烈和焦虑，她既机灵聪慧，又无疑是坚韧的、不易屈服的。毕加索原本就非常乐于实验，他发现了朵拉，像是在人生这场大型作画实验中，寻找到了玛丽·泰瑞斯的对照组。

不只是“哭泣的女人”

1937年春天，朵拉给毕加索找了一处画室，位于奥古斯丁大帝大街（rue des Grands-Auguestins）。这间新的画室位于一幢17世纪房子的顶楼，它一度为电影人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所有，早年也在巴尔扎克的《无名的杰作》（Le Chef d'oeuvre inconnu）中作为背景出现。算得上当时一处颇有风范的古建筑。

在毕加索搬去之前，朵拉是这间房子的常客，她同她那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朋友们经常在这里出入。但讽刺的是，她的情人成为画室的主人后，她反而无法再自由出入，除非得到邀请。

不过，这间新的画室很合毕加索的脾胃。这处房子巨大而空荡，还混杂了黑漆漆的神秘感。诗人让·考克多（Jean Cocteau）曾这样评价这间画室，他说这儿有种庄严的失序感，庄严的空虚感，“毕加索创造了一个宇宙，然后在其中被他自己创造的魔鬼纠缠”。

搬进去不到两个月，毕加索完成了他的反战代表作《格尔尼卡》（Guernica）。

毕加索原本答应自己国家的政府，要创作一幅在巴黎世博会上展出的作品。直到德国轰炸格尔尼卡之前，他作的几次草图，都显得“传统而没有新意”。而格尔尼卡暴行终于成就了这次创作。这是一次公开的创作活动，不只允许公众“参观”，朵拉还作为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照片。

玛丽·安·考斯评价朵拉，说她在毕加索的众多缪斯当中，“是少有的曾真正对这位天才大师的艺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位”。

吉洛（Francoise Gilot）是朵拉的下一任，跟毕加索在一起的时间也是近10年。她离开毕加索后，写过一本极为畅销的《巨匠与情人》。她在这本书中也承认：“对毕加索的理解，我们谁都没有朵拉深刻。”吉洛还在书中写到毕加索对朵拉的评价，他说的是：“我好歹遇到一位能跟我对话的女人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朵拉与毕加索的爱情似乎是旗鼓相当的。

但爱情在毕加索身上来来去去，许多女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毁灭了自我。毕加索自己是深知这一点的，他说过：“一个姑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绘画中退出来，心中一定非常痛苦。”

但在《格尔尼卡》这幅画中，朵拉甚至动手画了几笔，据称，画中那匹马的几个线条正是出自朵拉之手。微不足道，却充满象征意味。朵拉的形象，也以举着灯的女人出现。但是也有评论家分析称，玛丽·泰瑞斯的形象也隐约可见。

毕加索反战代表作《格尔尼卡》。其中有朵拉的形象

就在《格尔尼卡》创作期间，朵拉和玛丽·泰瑞斯有了一次正式的正面交锋。这个故事，还是很多年后毕加索自己跟吉洛讲述的。《巨匠与情人》中，吉洛用相当克制的叙述语气，记录了她听到的故事。

有一天玛丽·泰瑞斯闯了进来，她坚持朵拉必须离开画室，她说：我跟这个男人有个孩子，我才应该是待在他身边的人。朵拉则回应：我是没跟他生小孩，但我留在这里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减少。

毕加索一边看着二人吵架，一边继续作画。直到二人过来，让他二选一。毕加索告诉吉洛：“两个各有千秋，我都喜欢。我喜欢玛丽·泰瑞斯，因为她温柔甜美，并且对我千依百顺；朵拉则聪明而有学识。最后我就跟她们说：这个选择太难啦，要不你们俩打架来一决胜负吧。然后她俩真的照做了。”

如果将这一幕也拍入电影，会发现难度很高。尤其是，如果把镜头对准毕加索，让他直接叙述，你会发现，既让一个60多岁的男人，跟他的20多岁的情人讲述一段发生在几年前的“当年勇”，又让观众对这位男主角生产共情，这对导演来说是项艰巨的任务。大概只有周星驰早期的电影风格，才能够解救得了这个人物，用喜剧式夸张来消解夸张的现实。

所以毕加索的好友兼传记作者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aix）评价的那句“永远说不清朵拉·玛尔为格尔尼卡付出了多少”，大概也包括了跟竞争对手的这一场格斗吧。

自此，朵拉可以正式跟“知识分子的自尊”说句再见了，但还不太算朵拉为爱情放弃的那部分自我。

《格尔尼卡》之后，朵拉明白，想要取悦毕加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毕加索曾宣称，每一个摄影师（甚至包括曼·雷），心里都住着一个亟待释放的画家。他极力劝说朵拉抛弃摄影，开始作画。最终毕加索的个人意志，披着爱情的外衣，终于迫使朵拉拾起了画笔。她开始作画了，主题是她的爱人和朋友们的肖像。

1955年，朵拉·玛尔与自己的画作合影

与此同时，毕加索画面上的朵拉的脸开始扭曲。最终，世人对她的认知终于定型为那个“哭泣的女人”（La Femme qui pleure）。

毕加索的另一个朋友罗兰·潘罗斯（Roland Penrose）还记得他第一眼看到这幅小画时的情景，他和艾吕雅走进画室，画儿还晾在画架上，颜料泛着湿意。“虽然只是一个女子侧影，却有着朵拉的一双多情的黑眼睛，她穿着节日盛装，忽然面对致命打击。这幅光芒四溢的小幅油画一下子让我和艾吕雅说不出话来了。”

这幅画中的朵拉，脸上的每根线条都显出忧愁，鲜明的红蓝绿黄又和愁苦毫无关联，再加上红蓝两色的帽子上装饰着一朵蓝花，“就像是悲剧没有前兆便已到来”。

“在这所房子里，朵拉死于无聊”

为毕加索找到那间画室后，朵拉自己，也搬到了一街开外的撒瓦尔街（rue de Savoie），独自住着。吉洛在书里写说，朵拉不知道毕加索何时会想见她，所以她得时刻处于备战状态。若干年后，毕加索和让·考克多走在撒瓦尔街上，路过朵拉住的公寓时，毕加索冒出这么一句：在这所房子里，朵拉死于无聊。

朵拉的精神意志，的确就在这几年工夫当中，逐渐死去。她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痛苦、焦灼，而毕加索常夸奖朵拉的形容词，则是勇敢、独立和智慧。后者是令他着迷的个性，前者，则是他更乐意用线条描绘的状态。所以，最终人们看到的结果是，毕加索似乎按捺不住，并亲手毁掉了这些迷人的个性。

正如几年前玛丽·泰瑞斯发现自己在毕加索近期的画作中，已经呈现出一种又老又丑的形象，而那个新近结交的黑头发情人总显得美丽祥和，到了后期，朵拉的形象在画中也开始变得没有那么鲜艳了。

就在1943年的春夏之交，毕加索又在一家餐馆结识了一位新的姑娘吉洛。毕加索寻到了新的情人。

对比朵拉1938和1943年的这两张肖像，最明显的区别是用色。后者不复以往的鲜艳，头发是写实的黑色，帽子也丢弃不用，这明显是朵拉，也明显不复以往的光彩夺目。当然，这也跟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黎的压抑局势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二人尽管还会偶尔见面，关系却已经像巴黎局势一样剑拔弩张。

二人在一起的10年时间里，朵拉在画布上的形象，从来都是流动的。说到底，朵拉的脸只是素材之一，毕加索长期观察她的脸，深深了解她脸上特属于朵拉的特征，所以，她的脸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奇怪的组合中。有时候是狗和女人组合的头，有时候则是人身牛头怪的组画。而且，毕加索还喜欢把他的情人们放到同一幅画中去。

上述两幅肖像，都不是毕加索破坏朵拉头部形象的画作中，程度最大的。如果说他在早期立体主义时代，在分解外形这件事上还处在小心翼翼的状态，那么后来他在暴力破坏情人脸部这件事情上，就显得不遗余力。

有时候，这种脸部的变形太大，以至于朵拉自己也认不出那个原型。1939年的一幅朵拉肖像就属于这种过分的变形。她直到好几周以后才突然意识到，这幅画中，在完全不像个人头的人头中，有两只眼睛，之间那个孤立的球形的东西，跟她自己的前额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

最早的时候，朵拉在毕加索的画中，曾以睡美人形象向世人宣告，这位玛尔小姐正式取代了玛丽·泰瑞斯在毕加索艺术作品中的地位，以及在他心中的地位。最后的几年，毕加索则会带着吉洛去到朵拉的画室，坚持让朵拉告诉吉洛，他们已经正式分手。

画家安德烈·罗特（André Lhote）1939年曾描述他见到的毕加索：“他像是尊不安分又不安稳的神，他每天都捣鼓出一个世界末日的象征物。”对朵拉而言，毕加索本人，就是一个世界末日。

从毕加索身边幸存下来，恐怕是件难事。二人分手后，朵拉出现了精神失常的行为，并一度由当时著名的“法国的弗洛伊德”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治疗。实际上，被毕加索暴行支配的，不只有他的情人。他的后代多在痛苦中成长。他和妻子奥尔嘉所生的儿子保罗，成年后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小时候为了见父亲一面，甚至在他家门口一等就是四五个钟头。而保罗的儿子帕利多（Pablito Picasso），在毕加索死后吞食漂白剂自杀，女儿玛丽娜接受了长达14年的心理治疗。

然而，毕加索却不认为朵拉的精神崩溃是因为自己遗弃了她。他将其归罪于超现实主义这个诱因，他曾对吉洛说：你看那些超现实主义者，都自杀了。并且，“她从来就是个疯子”。

很多年后，当朵拉·玛尔跟一位比她小15岁的作家詹姆斯·罗德在一起的消息传到毕加索耳中，他给她送去了最后一份礼物。送到朵拉手里的是一个巨大的板条箱，她和罗德猜测，这里头会不会是一个重要雕塑。二人拆箱的时候发现，这是一项令人大费周张的工作，拆了板条箱，里头是一个被硬纸板包得严严实实的三角形物体。

这位正在努力摆脱前情人毕加索的影响，努力正常生活的女人，费劲拆开礼物，却发现原来并不是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一张椅子，一张奇丑无比的椅子。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朵拉却没办法无视，或者干脆扔掉椅子，毕竟，这世上谁会扔掉毕加索送来的东西呢。之后，这张椅子就像一只时刻都可以揭开过去伤疤的手，一直摆在她家玄关处。

朵拉最终活了89岁，在生命第30年爱上毕加索后，她的轨迹就再也没办法跟这位暴君式的大师脱离干系。这一点，是许多与毕加索关系密切者的共同点。毕加索像是一个黑洞，人们被他吸引，也被他吞噬。

就像毕加索身后留下的作品一样，他与诸任缪斯之间的关系也纷繁不明。每一任几乎都出版过相关回忆录，而关于每一任缪斯本人的传记，也有多个作家写过，毕加索本人的传记，更有不下十数种。其中的大多数，都由当时与他关系亲近的作家写来。

在与所有人的爱情当中，他一定是那个绝对的王者，另一方，则多是苦涩。即便如此，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了“毕加索缪斯”这个标签。在这一点上，朵拉也不是例外。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