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诉求“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尽管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都会有内在的冲突，但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相对要强烈得多，这不仅因为世界历史中的社会主义与“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冲突比自由资本主义要大得多（这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而且还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根本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至今无法摆脱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影响自由的一切问题都是政治。

    像英二这样表面化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左派、右派等等意识形态话语，怎么说得清楚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质？有如何能够理清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呢？

 
    五、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内艺术

 
    英二是否长期生活在海外？何以对中国当代艺术与体制内艺术关系的认识如此似是而非？英二说：“在这种境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压力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全面退守，几乎溃不成军。”事实上哪有这回事。在政治领域，政治体制几乎未有任何实质改变，民主进程举步维艰；在文化领域，体制内艺术（官方艺术、主流艺术）几乎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并几乎占有整个国家艺术资源；而真正批判性的当代艺术依然处在极其边缘化的位置，甚至就是一个小圈子内的事；即使在经济领域，依然是国有经济占有绝对优势。不过正是经济领域的一定程度的开放，才使得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还不至于铁板一块。英二只看到了当代艺术界对“当代艺术院”及其“院士”的“一片讨伐声”，为此就“很难想象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还处于‘主流’地位。”却怎么不想想中国官方那种可以任意成立“当代艺术院”、任意加封“院士”的近乎绝对化的权力，以及它们可以对“一片讨伐声”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的权力傲慢呢？怎么不想想成立“当代艺术院”以及加封那样的“院士”不正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力量对于当代艺术的操控吗？这能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几乎溃不成军”了吗？

 
    不过，虽然中国当代艺术处在边缘，但它那种基于“普世价值”的对人性自由的诉求，正越来越显示出社会文化批判的张力，也越来越取得它的“话语合法性”和“话语权力”。所谓当代艺术的“话语合法性”只能针对“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而言，而当代艺术的“话语权力”只能是“人性自由终极价值”诉求的真理的现实张力。英二说：

 
    “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不仅关乎艺术，也关乎世界政治，更和国家的整体实力相关，和中国消费品地位亦有关联。若中国艺术品无地位，其他中国商品亦难获承认。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不得到真正的承认，由此而附生的品牌价值也很难得到体现。当代艺术是一国一族价值观在物质层面的指向，是当代中国的脸面。中国当代艺术以‘中国的姿态’进入国际舞台应该是中国当代艺术院挂牌的宗旨所在。”

    这是一种典型的艺术国家主义、艺术功利主义观念，是和当代艺术指向“人性自由终极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我想问英二的是：将当代艺术院的“院士”们的那些获得“后殖民荣誉”的当代艺术作为“当代中国的脸面”，那中国还有什么“脸面”可言（我理解的国家“脸面”是针对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而言）？我们需要“后殖民”脸面吗？这不是说国家不能推广当代艺术，而是说国家应该以怎样的价值观推广怎样的当代艺术，并不是以任何价值观推广的当代艺术都能够为国家的“脸面”增光的。

 
    所以，中国艺术家如何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就不是一个将“中国话题转化成国际话题”的简单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建构怎样的“文化身份”，是建构基于“普世价值”的文化身份？还是基于狭隘民族主义、乃至国家主义价值的文化身份？如果是前者，那正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所应该建构的，但它却不是当代艺术院所认可的那些“院士”们的具有后殖民荣誉的所谓当代艺术所建构的身份，尽管它们早已成为“国际话题”；如果是后者，那就用不着再特别费劲建构了，因为那样的身份早已普遍存在于中国体制内艺术中。

 
    英二说：“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追赶和超越其它文化，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按英二的观念，中国当代艺术所要建立的文化身份是反西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身份，那在具有社会主义文化身份的体制内艺术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早已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三个代表”了，还用得着“追赶和超越其它文化”吗？

 
    六、结语

 
    到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英二的当代艺术话语完全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冲突的，他那种荒谬的当代艺术“核心价值”的“左右观”及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错位认识，只会使国人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自我满足，自我陶醉，从而肯定并遵从社会、文化、政治的既定秩序，无法走向现代、走向自由，这正是西方后殖民主义求之不得的。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海外华人的认识大多如此，这从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黄永砯、陈箴等海外华人艺术家，以及周彦、高名潞等海外华人学者中看得很清楚。我曾在《在“汉字”中迷失：艺术家与批评家》一文中说：“那些长期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艺术家和学者，要比国人自我殖民、自我奴化更加到位，因为长期在海外的他们已经无法再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支柱）对人的压抑了，或者这种压抑对他们由于没有切肤之痛而无所谓了，也就很难认识到国家意识形态在当下的真实状态，他们在与异域文化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身份焦虑”中，回归表面的中国文化身份就是她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3】今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海外华人的这种表面的中国文化身份诉求对于中国的唯一作用就是——“自我殖民”。

参考文献

【1】英二《“中国问题”和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国际网》“英二的艺术空间”2009年12月3日文章。

【2】朱其《为“招安”的辩解及其空洞的国家主义论》，可在网上搜索。

【3】吴味《在“汉字”中迷失：艺术家与批评家》，《艺术国际网》、《雅昌艺术网》“吴味的艺术空间”2008年11月10日文章。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于深圳
 

【编辑：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