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另一种表现是利用女性性器官质疑女性的生存状态。在西方艺术性话语的谱系中，主导性话语权的男性艺术家表现的女性器官是直接的、性感的、色情的。库尔贝的《世界之源》用非常写实的方法，不加修饰的直截了当展示女性的性器，与席勒的《衣着深蓝躺着的裸女》裸露的性器如出一辙，女性成为了等待嫖客的一个娼妓。韦塞尔曼的作品《伟大的美国裸女91号》是以女性性器的突出与强调作为美国欲望消费的象征。堕落是工业文明消费之上主义的产物。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的艺术是堕落的艺术，但是堕落是艺术的言说方式，女性总被父权文化视为堕落的元素。在中国，女性生殖器仍是父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古文献记载，清代就有利用女性生殖器进行作战的“阴门战”，击退敌军的故事。由此可见，女性的性器官成为男性性政治的一种工具。中国当代女艺术家利用性器官作为艺术话语方式，反思女性的生存状态。无论是性征化的器官，还是物化的器官，情欲化的器官，在虐恋或者是释阐虐恋的图像学中,中国女艺术家们建立了性别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文本。其中包括作为封建制度下的性征化器官、物化性器官的批判。并且建立了话语权为主体的情欲化性器官的图像文本。
　　
　　性化的虐恋，是性兴奋与性痛处融合后的非常态的表达。而性器官往往是虐恋关注与青睐的对象。旧体制下的三寸金莲是男性社会把玩的性征化的器官，自然也进入了虐恋的视野，成为虐恋的产物。在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通过静态的媒介方式或者是动态的媒介方式对旧体制下的三寸金莲艺术的再现，多纬度的阐释了作为性征化的器官的三寸金莲历史与现实的命运。被誉为“评花御史”或者“香莲博士”的清代的封建文人方绚，在他的《香莲品藻》中，极立渲染三寸金莲的美学价值，认为“三寸金莲”无论从外形、手感、还是美丑的关系上，有“五式”、“三贵”“九品”之说。封建男性对三寸金莲如此着迷的病态，就在于三寸金莲是性征化了的女性生殖器官。中国儒家经典《周易·咸卦》中的“咸其拇”，便有男女交感相应在脚拇指之意。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在封建社会里若一个男人触及到了女人的脚，依照传统的观念就是性交的第一步”。④因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旧体制中的三寸金莲的伪美学特征，是建立在封建男性性话语上，女性被动地与之合谋的最后结局是生命的终身残疾。
　　
　　西方女艺术家梅里特·奥本海姆的作品《饰毛边的茶杯》，通体由皮毛包裹的杯子性感而柔和，是一个物化了的性器。其中象征着女性的性器官是令人愉悦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在场。但是在中国的古典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意识的缺席，是以女性性器被物化为了某种器物的身份卑贱的象征。在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中说西门庆要溺尿，同床的妇人让其溺到自己口里。其中，女性的口唇是物化的性器官。唐代流行一种时尚，说女性是御寒的“暖炉”、“屏风”，是御膳的“几案”。女性性器的物化作为一种封建男权的话语的产物，女性的身体已脱离了作为生理性别的物貭属性，而成为具有社会性别的商品属性的身体。父权社会既要享用女性气质的肉体，同时又将其物化为一种社会型态的性器。而女性的尴尬，是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所扮演的并且津津乐道的性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封建社会男性的强权政治的建立，女性是同谋者。其悲剧性就在于女性的社会政治话语权的缺席。在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两性对决中，女性始终处在被动的、受压迫的地位。中国女艺术家利用了家庭常见的痰盂和衣物，并在上面绘制女子肖像，强烈的反讽意味传达出了一个信息：封建社会的女性角色如同这被物化的性器官——痰盂；女性的性身份，仅仅是构成男权社会文化身体的某种色情的外衣。
　　
　　如果说女性的性器物化是被男性中心主义话语边缘的产物，那么情欲化的器官则是女性主体话语权一种在场的产物。中国女性艺术家的情欲化的性器——花卉，其象征意义很多。一，花卉作为了古典文化的当代文化发生学的介质。比如，通过传统象征君子文化的兰花的色香姿态的发生与消亡，传达出一种当代文化兴衰的信息。二，花卉作为了女性经血文化特质的阐释学的介质。女性的性体验和生活环境的经验总能找到生与死的衔接口。于是喜欢于物以血腥的热情，唯美的冷艳，色彩的极尽的渲染，生命的极尽铺陈，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生死劫的见证物：经血文化。三，花卉作为了女性气质性面具的虐恋修辞学的介质。中国女性艺术家将经期的女性生殖器与花卉互喻、并置，刻意制造出了神秘而深邃的意境。虐恋的唯美的直白不仅来自自身生理的痛楚与兴奋，也来自精神的痛楚与兴奋。因为流着经血的生殖器，更像是流着眼泪的女人的性面具，更强调了一种女性的气质。中国女性艺术家作品中的性意味都经历了卡夫卡式的变形。花卉作为情欲化的性器官，唯美是表面的涂层，深层的是生、死、性三者的互相纠缠，在极为封闭的个人化的性空间产生的性情绪，得以最大的释放与渲染。而美国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作品《晚宴》，分别摆放十三个被制成陶瓷的女性性器官，与圣经故事中耶稣和他的十三个门徒一一发生对立，强调女性历史地位的尴尬。美国女艺术家的作品凸显女性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矛盾。中国女艺术家喜欢利用花卉作为情欲化的性器强调一种日常生活中心理的挣扎，通常喜欢利用某种被扭曲的介质进行解欲，虐恋是一个精神的出口。虐恋的性化是否成为滋生性别政治的策略？或许是中国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