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革命，游戏的筹码
我到十岁的时候，学习就中断了。没什么特殊的，那一代人的命运都这样，无法逃避地经历大跃进、“文革”等等所有的政治运动。对于青少年，这是一种理想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我曾经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三好学生，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见过四次毛泽东。
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却是第三次见他了。在广场上，我可能是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我只有13岁。当时游行队伍走了几十分钟，最后一个节目叫“拥场”，就是小孩子们从广场上“哗”地一下，拥到城楼底下，很近的距离向城楼上的领袖欢呼。以前“拥场”的孩子们要手持鲜花，但是1966年时没有鲜花，因为不合适，革命热情不能是鲜花象征的那种浪漫。于是大家改成手拿“红宝书”。
所有人拥到城楼底下就哭了，不约而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场面。我浑身冰凉，感到一种恐怖。我不可能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哭，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不哭啊?
这件事给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变成了运动中一个脱离出来的角色，精神上脱离了。从那一天起我知道，我不可能和别人一样。哭泣不一定是表达爱，小孩子见到爸爸妈妈也不哭啊。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那种群体的感染力从何而来，就像看电影，你突然发现自己也在电影里。
后来我做艺术，就利用了很多革命的符号。这是我游戏的筹码，是必须要消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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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艺术区 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原为上世纪50年代由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该厂1952年筹建，1957年建成投产，建筑风格为典型的包豪斯式设计，简洁实用。1964年718联合厂撤销建制，改为798工厂等六家单位，2000年整合重组为七星集团。大量闲置厂房吸引了许多艺术机构进驻，逐渐形成集画廊、艺术工作室、文化公司、时尚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2003年，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印象派传到上海，未到北京
16岁我插队去内蒙古，劳动了六年多，那是又能适应又不能适应的生活。能适应是指可以吃苦，不能适应是指精神贫乏。
刚开始非常困难，知青们完全不懂得生活，半年没有粮食吃，就吃土豆和胡萝卜，我体重变成82斤。后来学聪明点，我们买了一些小猪和小羊，放到农民家里养，然后给农民钱。这样到了第二年，肉就多得吃不完了。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无法排解，我看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书，这些不可能和农民交流。也有性的苦闷，可最苦闷的时候我也不想去抱农村女孩。也有一批人在那个年代逃避现实或者超越现实，包括一些诗人，郭路生、北岛，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诗歌的进步比较早，当时有内部图书，已经翻译了聂鲁达、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的作品，诗歌的形式感，相对而言更适应革命年代。
任何文化的发生，都需要环境的刺激。我重新捡起画画这个工具，大约是在1969年到1971年的时候，我被派去画革命宣传画。我在1979年，开始接触到西方艺术。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毕加索死掉了，但我不知道毕加索是谁。
印象派已经传到上海，可是传不到北京，因为被徐悲鸿他们挡掉了。后来我还是通过日本传过来的一些画册，才看到塞尚、毕加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