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旅行，离不开北京
1979年我们一帮人做了“星星美展”，紧接着1980年又举办了第二届。“星星”是最彻底的艺术运动，也是事实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发端，但是今天的主流声音已经不再提起。其实当年“星星”游行的时候，我在所有投票的人里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我最后又去参加游行了。因为我是“星星”的召集者，“星星”又是游行事件的理由，是这场博弈中最重要的砝码，我不能不去。我如果不去，其他人的责任就太大了。
我这个人是认准了一件事，就会负责到底，因为我知道做事的底线，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我在广场上贴了一首诗叫《人民的悼念》，结果被抓进去，关在工厂里的一间单人牢房。没有进正式的监狱，这算是比较幸运，关了四个月，唐山大地震以后就给放出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我也获得平反。我从此找到了信心：不就是蹲监狱吗，蹲一会儿就出来了，有什么可怕的?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二十来岁，就去全国旅行。我走了二十多个城市，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北京。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味道，但我离不开家乡。
2009年12月29日，艺术家模仿着待拆迁的艺术区内标本绵羊的姿势
孤独也是一种角色
严格来说，我并不是最早发现大山子这些旧厂房的人，在我之前，刘索拉他们就已经租了这里的房子，还有一本叫做《新潮》的杂志也在这里制作。但是以前他们只是在这里工作，而不是保护与开发，“798”作为一个艺术区的概念，是我提出来，并且最先推动实践的。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差不多整个90年代，我都在国外转来转去，大部分时间待在日本，感到非常孤独。你知道，在中国虽然我同样孤独，可是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下，孤独也是一种角色，如果一直在日本，我不可能代表日本的孤独。
在日本我有很多机会理解商业和艺术的关系，日本的商业规则像蜘蛛网一样细密，生活非常具体和苛刻，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走在街上，都需要计算我的每个步子，能够产生多少价值。人的生活时间是被处处算计的，今天的中国也在接近这种状态，我对此非常不舒服，只好学会忍耐。忍耐不等于妥协。日本人经常讲的“忍”字，只表示你承认社会现状，但并不加入主流。而妥协，基本上是你承认，并且也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