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阅读

何小竹

何小竹

《成都晚报》读书版编辑陈洁约我为其做八篇专栏文章，让我自己选题目。我选了写与书有关的故事，一共八本书，八个故事，都在八十年代，总题名为《八十年代的阅读》。写完后自己也惊讶了半天，我是阅读的怀旧者吗？我想我这样写，不至于给人这样的印象，九十年代就没什么书和关于阅读的故事了。其实，我今天能够坐下来写这八个故事，本身不已经就是一个故事了吗？关于书，关于阅读，关于人和事，故事永远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无论十年，二十年，一万年。

一、城堡

我的八十年代的阅读，从卡夫卡的《城堡》的开始。

1982年，我不满20岁，一个叫朱亚宁的人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当过“知青”，上过大学，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面容刚毅，目光忧郁。我那时候正崇拜着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书柜里放了好多这时期作家的书。朱亚宁去我住处看了一眼那些书籍，表情严肃的说，这些垃圾，该拿出去扔了。接着，他又看见我床头放的几本文学期刊，你还读这些？他问我。我就问他，觉得（我列举了当时正红火的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名字）他们怎么样？操，该杀！他这种武断的回答，既让我震惊，又十分的过瘾。

就这样，我知道了卡夫卡的名字，读了他的《城堡》，第一次与现代主义作品有了接触。随后，又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等十多个短篇。那时候，卡夫卡还不是中国阅读界的主流作家，虽然所读的《城堡》和《卡夫卡短篇小说选》都是国家正式出版物（上海译文版），但我总有种秘密阅读的感觉。事实上也是这样，卡夫卡成了我在八十年代初结交朋友和同道的“接头语”，读卡夫卡吗？读。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有点像列宁说的，唱着《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的那种感觉。

我必须承认，《城堡》以及卡夫卡的其他作品（后来也读到了《审判》）不仅对我的文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对我世界观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严重的。我开始用卡夫卡似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事实是，那以后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从卡夫卡的那个“城堡”中走出来，在1988年的阳光中透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但我也还是不敢肯定的说，这十多年来，我就没有在梦中重新迷失在卡夫卡的“城堡”？也不敢说，我的身上，就完全没有了那个叫K的土地测量员的影子？我的对未来悲观和对眼前执著的人生态度，敢说不是在“城堡”中感染的？还有我的《梦见苹果和鱼的安》时期的那些诗歌，虽没有人那样索引，但我自己也怀疑，那其中多少是受了一点卡夫卡影响的。1999年，世纪末的一个晚上，我因失眠而心血来潮，从书柜里取出那本已经发黄并有了霉点的《城堡》，试图再次阅读。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读了两页半，睡意便浓重的覆盖了我的眼皮。

二、橡皮

关于我怎么在八十年代读《橡皮》，我在1994年的一首题为《在一艘货轮上阅读罗布－格里耶的<橡皮>》的诗中记叙得很完整了——

那是一艘贵州货轮

在乌江上航行的那种货轮

船长为我在驾驶窗的旁边

安排了一间客房

我带了一部海鸥牌相机

准备拍摄沿岸的风光

另外就是

一本罗布－格里耶的小说

那是1983年的冬天

我记得从彭水的港口上船

一直往上游航行了三天

在思南县靠岸

但是我没有上岸

而是在港口

的水上旅馆住了一晚

就是那天晚上

我读完了《橡皮》的最后一章

第二天搭乘另一艘货轮

返回下游

在船上

我又重读《橡皮》

这一次的阅读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为什么引出这首诗？因为我想以此方式向以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们致敬。格里耶们早就将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了，我于八十年代初接受到这样的诗学冲击，直至十年后才敢于将诗写得不像“诗”。

以后当我读到《窥视者》、《嫉妒》等新的长篇，以及《海滩上》等短篇时，我知道，《橡皮》并不是格里耶最好的作品。但它又的确是我认识格里耶并对之发生兴趣的十分关键的作品。假如我是先读《窥视者》，按我当时的资质，我不敢保证，我会给予这位天才性的作家应有的理解。因为，一个还迷失在卡夫卡“城堡”里的阅读者，是“窥视”不到格里耶的光芒的。由此也必须承认，作为早期作品的《橡皮》，与《城堡》是有那么点血缘关系的。也即是说，《橡皮》吸引我的还不是那个貌似侦探小说的花招，而是其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卡夫卡似”的荒诞。

每说到罗布-格里耶，就会让我想到我的朋友杨黎。1986年杨黎在《非非》创刊号上首发的，继而在诗坛引起广泛关注的《冷风景》，有一个作者题词：献给阿兰·罗布-格里耶。无知的批评家们由此找到了攻击《冷风景》的把柄。我曾经在《我与非非》一文中写道：“……诗绝不是到语言就完结了。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冷风景》和‘新小说’之间存在的关系的言说，就不会停留在肤浅的所谓‘借鉴’和‘仿效’的层面上，《冷风景》不是因为‘新小说’而存在的，它的存在从‘自身的语言’开始，而语言材料来自何处并不重要。也即是说，不管你所用的语言材料是来自书本还是所谓的‘生活’，这要看它们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个新的空间中无限的延伸。”

也可以这样说，当1987年我与杨黎见面并能够成为朋友，与我们谈起格里耶是大有关系的。只是，杨黎对格里耶的理解远比我独到和深入，他是先读了《窥视者》而马上就被其光芒所击中的。那是1981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杨黎事隔20年后说：读到它我就放不下了。

三、挪威的森林

先是陈川买了一本《挪威的森林》，然后我也买了一本，那大约是1988年。陈川已经发表了许多小说，我只是个小说的读者。陈川说，写得真好。我一口气读完，也觉得好。那时候，在文学圈内，认为村上春树是值得阅读的作家不多，《挪威的森林》仅仅被看成是通俗文学。1988年，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当然是米兰·昆德拉。

而我觉得，村上春树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八十年代已经十分沉闷的阅读空间，也吹散了我自1979年以来紧锁的眉头。那一年我25岁，但从照片上比较，比我在20岁时还显年轻。1988年，我把家留在涪陵，去乌江深处“建设”一个新地区，并与大多数去“创业”的人一样，过着一种单身汉自由而放任的生活。如果记忆没错，《挪威的森林》我应该是读了两遍。那些日子，虽然没有村上小说中的爵士乐和威士忌伴随，但也有不错的齐秦和苏芮，以及长城白葡萄酒。没有豪华的音响，只是一只老“三洋”；没有葡萄酒开瓶器，只有一把笨拙的改刀。我写了一些与《梦见苹果和鱼的安》那个晦暗时期迥然不同的诗，其中有一首《雪中的电报》——

才是今年的初雪
　　那些飘落我围巾的雪花
　　被指尖的触动
　　像消失一声呼吸
　　我还是第一次
　　如此仔细的看见
　　雪花的形状，空气的雕刻
　　它们胜过人间任何
　　一种花卉
　　它们如此新奇
　　使我年轻，使我
　　感觉想哭的轻盈
　　下午，雪越下越大
　　我听见雪的声音
　　钻进了锁闭的房屋
　　那声音送来了
　　雪中的电报
　　天已渐黑
　　电报说：“安病重速回”
　　我知道今晚的雪还会下大
　　街道和通往住宅的小路
　　一夜间
　　都要变白
　　树要变白它们的羽毛
　　我知道明天汽车不能启程
　　我打了长话，我要在
　　电话上
　　对安说：“这里正在下雪……”
　　
 

十余年过去了，那本《挪威的森林》经过多次搬家，现在已无法在我成都的书柜里见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在何处丢失的，或者，是谁借去了没还？1997和1998年，我又买了村上的许多部长篇和短篇集，如《寻羊冒险记》、《奇鸟形状录》、《象的故事》等，但惟独那本《挪威的森林》，我多次在书店的书架上取下来又放回去，终没有下决心买回，这或许是我不能容忍让新版本的书封去冲淡我对那一本书以及那一段经历的特殊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