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

记者：“85新潮”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喻红：那是非常开放的时期，各种媒介、新鲜东西很有冲击力。我才20岁出头，也会去参加他们的一些展览，但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我对时髦东西很怀疑。小时候看“文革”，这两天是这边游行贴大字报，过两天那边又把前头的擦掉重写。

记者：你拍过两部片子：张元的《白线》和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

喻红：《白线》是张元的毕业作品，比王小帅那个早几年。《冬春的日子》是一部完整的电影，《白线》只是10分钟的短片。我当时的状态也是要毕业了，心慌慌的，不知道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当时物质上没有太多的不安全感，不像现在一毕业就要买房，只是精神困惑。我觉得我是个随时可以从头再来的人。

记者：你经历了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40多年。

喻红：从威权政治文化到现在越来越开放，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但对更年轻的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们直接面对商业社会，而不是政治体制，所有东西都用钱量化，很可怕。在商业的压力之下，你不跟着它走就死路一条。它看起来自由、多元，其实控制力都渗透到细枝末节了。

记者：物质化时代让艺术家有不适感。

喻红：当然，所以我觉得我出生、成长的年代是比较好的。在小时候是被控制的、被规范的；到青春期，生命在张扬，意识形态也在张扬，挺合节奏的。现在的人小时候吃喝玩乐很自由，走向社会发现那么多压力把他固定在那儿，反而不好。孩子回来跟我说，学校老师讲：“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去公司都会被炒鱿鱼。”这就是老师给他们描绘的美好前景！仅仅是坐公司，按部就班，做不好还会被炒。我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笑）虽然很空，起码有个高度，怎么现在的理想都成这样了？他们看上去选择很多，但其实没有选择，只有按社会给定的这条路走下去。就像我画的《天梯》，每个人只有那一条梯子，不上则下。

记者：在你看来这4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喻红：人都不健康了，不快乐了。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可能是全世界最快的，工作压力和家庭责任也是最为沉重的。

记者：你自己呢？

喻红：尽量让自己慢，现在还是太快了。比如做这个展览，定了档期，就必须在这个时间完成，惟一选择就是加班。一天要画八九个小时，经常画到半夜，也特别累。

记者：现在还有人生困惑吗？

喻红：不太有了，因为我接受了。困惑是因为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如果接受了它就应该是这样，虽然不合理或者不喜欢，就没有什么困惑了。

记者：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喻红：我觉得人生总体是悲观的。你去看生命里有趣的东西多还是无聊的东西多，可能是一半一半，甚至无聊的更多些。但如果你天天去看这个，不肯接受，你就没法活了。就好像要交罚单，你死活不交，最后只能自己倒霉。

（本文题目取自帕慕克小说，同时也是向王小帅关于喻红的同名纪录片致敬）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