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99半月谈:杭春晓、刘鼎、史金淞对谈双年展机制 2010-08-21 14:21:24 来源:99艺术网 点击:
“双年展”是什么?——饕餮大餐?艺术圈的内部交流会?有钱人烧钱的游戏?政府的城市名片?国家的经济策略?还是策展人交给所有未知观众的一张答卷?本期“99半月谈”针对这一问题特邀国内年轻艺评家杭春晓博士、艺术家刘鼎、史金淞参与讨论。

双年展季节即将到来:这道饕餮大餐应该怎么做?    
 
——杭春晓、刘鼎、史金淞对谈双年展机制      
            
 
 
 


嘉宾:杭春晓、刘鼎、史金淞            
主持:丁晓洁(99艺术网)  
时间:2010年8月4日   
    
         

丁晓洁:大家好,欢迎收看99艺术网高端访谈节目——99半月谈,我们这期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双年展和三年展(我们简称为双年展季节即将到来,应该怎么做?)有幸请来了三位嘉宾,他们是艺术家史金淞、刘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杭春晓博士。

从八月到十月都是国内双年展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比如北京国际双年展还有上海双年展。国外,悉尼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也都已陆续开始和结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在参加或者是参观双年展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都参与过哪些双年展?   
 
 
看有些双年展就像进了个澡堂子  


杭春晓: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双年展都会或多或少地去看,实际上看双年展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与看其它展览、群展并没什么差异性, 所以很多的展览都看过。比如说北京国际双年展,记得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打了一个比方说,你们进入这个展览以后,像进一个澡堂子,澡堂子转出 来以后,结果看得很热闹,最后你忘了自己进的是男澡堂还是女澡堂,有一种认同性和交杂性等等。中国很多双年展是缺乏一种很鲜明的立场,很鲜明的态度,比如 说我记得好像是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他说过一句,他说:“双年展应该是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里不断地对于人的精神以及存在方式的讨论”,但是中国这样大量 的,现在好像四、五十个双年展,我是这么看的,关于这样的群展,实际上很少能给人有 一个什么认识或者是判断,且不要说对于人类精神存在的反思,很多双年展,最后都是一阵热闹之后大家都记不住了,只不过是知道它是一个定期在玩的一个游戏罢 了可。能稍微好一点也有,我记得上一届上海双年展关注到一些移民问题,关注到一些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方向,存在着一种反思,但是这在中国双年展里 边还是极少数的一种状态,所以你问怎么去看双年展,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大部分的应该说还是一个热闹的群展。   
         
丁晓洁:杭老师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刘鼎老师呢,好像你参加国外、国内的双年展次数也比较多了,谈一下你的感受?    
          
刘鼎:对,我也看过一些双年展,比如威尼斯双年展、泰特三年展和柏林双年展。双年展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双年展逐渐成为一个景观,也是策展人和艺术家开始实现雄心的平台。最初有双年展的时候只是一个城市的活动,当知识分子、策 展人和艺术家逐渐加入的时候,慢慢地大家开始思考双年展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在这样大的一个景观下讨论一些问题。但也随着双年展的普遍化后,当这些活跃在国 际上的策展人已经开始尝试过在各种区域做双年展并讨论问题后,逐渐开始有一种疲惫感。特别像从去年开始的一系列展览,展览甚至都不用具体的名字来提出概念 了,像惠特尼双年展就以一个年代来命名。   
 
丁晓洁:叫“2010”。           
    
 
双年展已成为一个城市景观    
 
 
刘鼎:知识界、策展界和艺术界,随着双年展的规模越来越扩大,产生了一种疲惫感,也面临知识生产的瓶颈。似乎很多策展人开始在思考,是不是应该再回到小的和更灵活性的艺术空间和更加具体的一些题目,跟艺术家来讨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和继续一些思想的生产。
 当 我们进入到一个大的双年展时,我们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作品,几乎任何有价值的思考都已经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景观里。在艺术界活跃的人去看双年展的时候,因为对 各种艺术家的创作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也只不过是跳出各种符号来对应他自己的思考。对于游客来说完全跟进迪斯尼或者主题公园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双年展越来 越大的公共化,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城市的景观符号。就像去参观泰特和MOMA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看什么并不重要,只是进去体验,而对于这种思想的生产来说,几乎是成了自言自语。    
 
史金淞: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我和双年展一直属于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状态,说有看也有看,说有参加也有参加,总的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多的 关系。那个越来越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自己在工作室的生产有时候不见得会比一个展览更弱小,而且我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是怎么回事,从艺术的生产或者是思想 的传播来说,现在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对双年展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疏远,如果说你认真地去干事的时候,会发现那个东西真的离你很远,慢慢的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管是从它的传播或者是从它的生产来说,就像我们有一次开一个玩笑,你到一个美术馆或者到一个展览,然后你作品的传播未必比在工作室展示一件你的工作更广 泛甚至是流量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我工作的原因造成我更多地是自然而然地 呆在工作室了,而且后来我在工作室做作品或是做展览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            
 
丁晓洁:我觉得会牵扯出几个问题来,当小型展览升级成为很多大展览之后,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同时也是位置的变化,并引出了众多双年展连带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双年展的策展人在选择艺术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杭春晓:这种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你不去经历就没有发言权。

刘鼎:每次好像都不太一样。                   
 
杭春晓:比如从一些现象来看,像讲到广州三年展,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材料,统计了一下广州三年展的三届三年展里面有21 位艺术家是反复性出现,甚至有不到十位的艺术家是届届出现,而且作品并没有提供多少非常新的东西,这里面可能会涉及一些后面是怎么选的,但是具体怎么选 的,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没有发言权。毫无疑问,双年展,刚才刘鼎说到了一个问题,双年展的产生有一百来年了,我记得好像是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 双年展就十几二十个不到,就是近三十年一下子突然冒出来了,甚至在中国十多年一下子冒出了四、五十个双年展,这种背后可能刚才已经说了,是一种空难式的发 展,双年展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为什么受到这么重大的关注?我想可能跟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去参加国外的双年展获得极大成功有关,从而对中国办大型双年 展有一种刺激作用,但是每一个双年展怎么去选择艺术家,每一个双 年展怎么去讨论一个参展名单,这个我想都是有不同案例的。
 
比如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开玩笑(我们讲这个事情先讲它不是真的,但是这个事情暴露出一种态度),说第一届北京国际双年展在策展的时候,他说: 当时在讨论的时候要做一个国际双年展,“国际”就要请国际最牛的艺术家,谁最牛?有人提到安迪·沃霍尔,然后他们说:“是,他是一流的”,那谁联系上他? 果然后面有一个人举手说我能联系上他,这只是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开玩笑的。
 
史金淞 :当时是有这个段子。
 
杭春晓:这是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在中国进行这么一个庞大的双年展规模,一是双年展的量逐渐膨胀,二是双年展单体逐渐 膨胀,这里面似乎是背离了双年展中的特征,为什么要用双年展?为什么不是每年举办?为什么不是四、五年举办一次?我想两年、三年,是强调有一个思想思考的 空间,就是你这一年做了以后,有一定的时间段再提供一次关于思想的问题,这可能是最早产生这样一个双年展或者是三年展是有它的内在需求的。但是在中国会发 现这种东西可能演变为我要做一场大型的、城市的,关于一个权利构建的,关于一个意识的包装或者是一个呈现。虽然刚才那个,我不相信它是不是真实的段子,还 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段子从民间的传播,却发现出了一个什么呢?我们选择艺术 家最起码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它是一种有肯定感的东西,从这个现象,不管是真、是假的现象,大家对它的反馈现象而言,表明这样一个发生的原点,似乎并不能够去 验证或者是践行双年展真正精神性的东西,也是一种资源的提供。                        
 
史金淞:至少时间限制是不存在的。
 
刘鼎:你刚才提到策展人怎么来选择艺术家,其实双年展有不同类型的双年展,也是非常具体的,策展人也有不同类型的策展人,每个策展人的工作方向也非常不同。所以所要达到的目的和诉求也不同。而双年展和策展人、艺术家也是艺术生产这个行业里的一部分,所以各种微妙的关系也是脱不了干系的,但是它在一定的程度上 还是体现了策展人、艺术家和“双年展”希望去往的一个方向。
 
当然,双年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益和权力的集合体,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博物馆的收藏方向,艺术家的成功,策展人的成功,包括城市的成功,所以看是在什么样的 一个语境下,双年展被什么样的人来运作,这是尤为关键的。如果双年展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欲这么膨胀的社会里面,这种活动被劫持和变异自然是非常正常的,因 为当所有的价值取向都在往某一方面集中的时候,自然其权力就会被放得非常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双年展这个概念被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是它在欧洲和美国真正开始被讨论的时候,他们的策展人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类型的双年展来实践和思考,当 然也跟画廊业,跟博物馆业和拍卖业有着千丝万缕和各种各样的联系,而中国的艺术家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同时也刺激了在这里的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思考。正好2000 年以后有一些在欧洲生活的策展人带来了这些想法和这种工作方法,很多艺术家也开始得到这样的机会,但是随着这十年的变化,中国的语境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在 这个具体的语境里产生了中国的双年展和中国双年展的表达方式,可以说它也是必然的,是我们要经历的,同时也是要警惕的。         
 
丁晓洁:也就是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这种展览机制是由一些海归派的批评家也好、策展人也好带回到中国的?     
 
刘鼎:不仅仅是这样,还有艺术家的经验。
 
  
丁晓洁:事实上,因为最早像栗宪庭把方力钧、王广义这些艺术家带进双年展里边,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说在双年展当中出现的艺术家、策展人绝对是一流的呢?而且预示着他们未来的地位等等,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刘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为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来说,路是很长的,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他成功。我们也可以看 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双年展的艺术家和历届参加过各种各样双年展的艺术家多了去,已经不止一百个,但能记住的还是很少,全世界也一样,在美国,在欧洲 都一样,参加过双年展的艺术家很多,但还是在于个人。策划双年展的策展人也非常多,都得看个人,毕竟最后重要的是思想生产的贡献,所以前提还是应该尊重思 想的生产是什么?毕竟艺术行业不能等同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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