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与艺术家史金淞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制是最为重要    
 
 
丁晓洁：像双年展和三年展这样一种规模的展览，很多时候都是政府的行为，包括资金等方面，目前为止，好像在国内真正靠民间资金运作起来的双年展还是少数的，而且成功的更少。
 
杭春晓：成都双年展就是纯民间的。         
 
刘鼎:并不一定所谓的政府行为就是有问题的行为，也不一定是民间的行为就是一个公正的行为。只要牵扯到利益方的行为都是要被讨论和质疑的，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 个事情的机制是如何，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制是最为重要的，体制和机制非常重要，如何形成一个良好的思考和运营机制是极为重要的。            
 
杭春晓：实际上它牵扯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中国因为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就是双年展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像雨后春笋一样这么多地爆发出来，它 内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种内在动力，我们没有做过研究，从表象的现象来看，刚才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艺术家进入双年展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成功，它形成了一个 什么呢？就是艺术家展示获得成功的一个传奇，仔细去分析，像这样一种传奇的状态或者是这种传奇，关于成功的传奇，实际上是中国很潜藏的非常功利主义的时代 产物，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们会关注的是什么？人们关注这样的双年展推出了什么样的新人，这样的双年展有谁获得了成功，这样的双年展获得了怎样即时性的东 西，而忽略掉了刚才刘鼎所所说的，双年展应该首先构建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构建以后呈现 一个什么？应该反思和思考这种思想的提供者，我们可以看到从一百年来，全世界参加过双年展的艺术家应该是非常地多，可能被我们记住的是很少的，是不是说明 一些参与双年展的艺术家都没有发挥作用呢？但实际上每一个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都用他个体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而这种思想资源集合和综合性的一种 效应。可能双年展会有更多本质性的价值，就是一个双年展不是出现了某些明星级的艺术家，而是提供了怎样一个群体性不同角度的思想，这样，双年展的机制才可 能讨论一个非常现实的机制。你走到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程度的时候，你自然会剔除掉一些双年展中比较功利化、务实化或者是刚才刘鼎说的一种比较利益化的东西， 如果整个双年展不是在强调和推动这个，它才可能会建立一个良性的机制，否 则中国这三十年所拉动的是一个完全物质主义的思潮，实际上是一个很短视的状态，短视和现实性回报性的东西，在这个程度上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策展资金、策展 人和艺术家等等一系列的权利构建也罢，权利的推广也罢，问题都会出现出来。                  
 
丁晓洁：对，就是说不能只从炒作的角度出发，就像媒体每次在关注双年展的同时其实主要是在关注策展人是谁？有哪些艺术家大腕参加？而应该去多关注这个展览本身。 
 
杭春晓：这个展览主题到底说了什么，这个时候才是有一个可以理性思考的基础。所以今天的中国，比如讲当代的双年展出现这么多，可能给人产生 诟病的地方也特别多，可以举一大堆的例子，但似乎更本质地往回推就是今天中国社会是什么状态？在这样的一个土壤下，任何一个果实都会长成这样的。        
 
史金淞：我觉得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东西存在时间到一个限度的时候一定会有反面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是这样。   
 
 
建立一个机制并不是要参照某些成功的机制   
   
 
刘鼎：刚才史金淞说到的这个我也同意，但是有一个高低和程度的区别，当没有一个监管机制，当在权力被彻底放大的一个土壤里工作的时候和在一 个相对有监管机制和道德底线的语境里边工作，虽然都是带有利益的，但有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后者的语境中，逾越底线的事情就会有减少，这是一个问 题。建立一个机制也不是说参照某些成功的机制，我们应该来反思我们所经过的一些事情和正在准备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放大多少的权 力，因为权力在现在有用，在未来不一定有用。它只是即时性的。   
 
  
杭春晓：任何一个展览的权利如果它自身没有建设好的话，它的权利就逐渐消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早在八十年代谁参加了全国美展，我想丝毫不 亚于现在参加什么双年展，现在全国美展虽然在坚持着、延续着，但是这种权利却被瓦解了，所以一个展览不是在于这个展览本身有多少权利，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承 担这个权利赋予它权利的责任，如果他承担不了赋予这个权利的责任，他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来保证他这个责任的延续和深入，这种权利不需要外在的方式，它随着 时间也会逐渐地被瓦解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