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现代性
李：你认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传播中主要面临着哪些问题？
高：这个问题需要修正一下。因为似乎中国当代艺术是在中国产生、生产、或者创造出来，然后在国际领域里传播，但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本身就是国际性的。
第一点，关于交流的问题。就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文化是“between”，中国当代艺术是在一个国际性的网络结构中生成的，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文化本体之中。就如刚刚才谈到的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关系，实际上民族国家在今天反而成了一个被悬置起来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外交的关系，政治关系、国家利益似乎都可以讲得很清晰，但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仍在国界之间川流不息，比如资本，它是无边界的。
第二点，关于传播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的确存在着一种传播的障碍，这种障碍或多或少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这个意识形态不是冷战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后冷战的意识形态。
大概两年前，在英国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讨会，许多国外大馆的馆长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上，许多中国代表都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是被西方人误解，因为西方人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对中国进行了误读。这个“误读说”一直在中国的批评界盘踞了十多年，这种对于被误读的焦虑，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很表面的后殖民姿态。在场的西方人则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欧洲一直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欧洲中心论，欧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多元主义的社会。缺少中国经验或许是一个方面，而误读中国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人自身也无法描绘出一个“正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叙述。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缺少足够的自我解剖与批判，未建构起自我阐释的主体。于是，任何争取话语权的举动对于我们而言也就没有了意义。当代艺术传播的这种阻碍是双方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无法正确的表达、无法进行自我阐释？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对话语权的争夺。
李：那么你呢？
高：我也一样在局中。就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你无法对它进行一个非历史的解答，但一旦历史性地来解答，那么就说来话长。但对我现在来说，我的愿望是把中国、当代、艺术这三个词分开来谈。首先我们讨论“中国论述”是什么，然后我们谈“什么是当代”，最后我们思考“艺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会把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拆解成这三个问题来思考。而一旦分成这三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发生了变化。
李：现在，西方全球化激起了一种广泛反应，引发人们对于地域性、特殊性进行了一些重新的思考，重新形成了对全球化概念的反省，你认为这种反省对西方提出的全球化，或者不是主义的反省现在包含哪些方面？
高：其实现在的西方已经是“后西方”了，在伦敦、纽约的大街上全是所谓的非西方。西方的全球化不是我们原先所说的那个一体化了，它更多的是伴随着一种虚假的多元文化并置，是表面的多元性。所以，我认为现在要警惕的并不是表面上的文化侵略，而是那种虚假的本土化。
李：你怎么看待“现代性”这个问题？以及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高：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提出了一个相对有意思的说法：现代性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古代。也就是说现代性本身似乎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分享的地平线，本身就有各种多元的差异。比如有代替的现代性，有抵抗的现代性，有反判的现代性等等。如果我们不用这些词汇，我们该怎么去描述我们自己过去的那段当代艺术历史呢？因为现代性这个词似乎很方便，但是这个方便是有成本的，有代价的，我们该如何摆脱这些词来描述我们自身？
现代性就在本土文化当中，不要说现代性是外来的东西，然后它跟本土文化结合或冲突。目前对中国的论述实际上也是现代性的后果。中国当代艺术是被捆绑在中国论述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具有主体性的自我阐释机制。
在2000年，第十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到杭州访问时，策展人Okwui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令很多的中国艺术家感到困惑，因为在我们脑子里有着各种套路化的西方。但Okwui提出“什么是西方？”提醒我们：东方人在抱怨西方误解我们，我们也在很套路地、很刻板地理解西方。西方是多重的，它一直在变化，而且西方已经呈现出了很多个西方，西方自己已经离开了它的轨道。而非洲、东南亚、拉美这些非常广大的区域，即前殖民区域，现在也都处在一种后殖民的文化状态里面。这些后殖民的文化状态，在影响着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它构成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空间。这在2000年左右的国际上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论述。
但我当时思考的是如何去掉那个全球化场景中关于“中国性”的论述，因为这个中国性实际上是被强加的。中国性是在这样一种二元论的结构里面，被论述、架构出来的。所以，我当时说要“去中国性”，希望重新建构起一种自我阐释机制。而机制要摆脱掉“五四”以来的东西二元结构的论述，然后重新从中国历史的文化线索内部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具有一种当代主体的潜能。
2002-2004年，我参与策划了中国第一个跨学科的亚洲当代艺术项目“地之缘：当代艺术的迁徙与亚洲的地缘政治”。当时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考察了五个国家，就是为了寻找一种“非西方的国际经验”。因为当我们谈论国际的时候，我们往往总是提到西方，或者说我们和西方，经常会忽略掉非西方的区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比如印度、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