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你觉得我们要保持的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主体的核心意识是什么？
高：这里的主体我宁愿简单化的想作是“人”，具有历史意识的人，他既要具有历史意识还要具有历史视野，这个视野不仅仅是往前看的，还要往后看，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怎样的现实当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进程当中，这是我们要达到、企及或者抵达主体的一个前兆。而对中国当代文化来说，我觉得首先要有很大的雄心，并要有足够的诚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肾虚火旺，他们似乎认为，我们经济发展得很好了，我们的话语权拥有了，然后我们就一切解决了。但事实上，话语权归你了，你却根本无话可说。你已经相当自由了，但还是却仍然无法独立，你已经掌握了说话的权利，却无从表达！

李：你之前一直在强调“如何从后殖民话语中走出来，从单调的‘泛政治—社会学’话语中脱身⋯⋯重新构筑一种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的介入性的表述体系。”那么，今天你能否对新的表述体系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呢？
高：解构容易，但建构却是非常困难。我很难做出一个清晰的描述，但对我来说，它既是一个出发点，又是一个目的。也就是说这个自我阐释机制，它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地。因此要想真正地建立起所谓的自我阐释机制，或者说主体论述，就不仅仅要理清这十年中国社会在发生什么？而且要理清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这一百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大的“局”来对待。我们必须看清到底是什么推动着百年中国即新文化三十年、新中国三十年、新时期三十年的发展与改变。要看清这三个三十年，即这一百多年的历程到底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社会？
这涉及到对当下现实的认识，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的核心是对当下的现实途径进行历史解释、历史定位。就如我当年所说的：自我阐释机制其实是一个对自我现实处境的历史性定位。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想做的事。在这里，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主体的启蒙，不是一个被作为对象的启蒙，而是自我的敞亮，自我的展开。我始终认为自我不能作为出发点，不能作为堡垒，因为自我是你始终要去建构的东西，而作为文化主体更是如此。

李：你这次去印度，觉得印度文化与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高：印度是一个极度多元的国家，它的多元性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种族上的多元，也包括官方语言的多元，其书写的官方语言就有二十多种。政治上也是一样，它的代议制不是美国式的两党之间的交集关系，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代议制。印度的多元不是一个平面上展开的多元，而是历史性的多元。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历史经历了不断地革命，不断的回归为零然后又重新开始，而它似乎从未归零过。

其次，印度的学术界要比我们在社会上扎根扎得深，因为印度学界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思想或者说思想脉络，而在中国，更多的则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而我们不是这样。

另外，中国人到印度以后，很容易形成一个基本的比较心态，认为我们比他们先进，他们比我们落后。然后同时我们又会感觉到一种威胁感，一种很本能的威胁感。因为它也是大国，它也有非常多的人口。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印度幻想成一个竞争者，一个落后于我们的竞争者，但又是一个极具危险的竞争者。是什么养成了这种心态呢？是因为我们都被捆绑在一个发展逻辑里，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在这个逻辑前提下，我们和印度成为了竞争对手，我们跟很多国家成为了竞争对手，成为了上线和下线的关系。而这种上线和下线的关系，就仿佛当年台商到大陆来投资，现在华商到越南去投资⋯⋯全球资本的代理关系就这样不断往前推，次一级再次一级这么下去，永远是剥削那个更加贫困、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地方。这就是我说的发展逻辑，全球资本的发展逻辑，这也必然是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的实质。

李：在你认为中国和印度双方最大的可借鉴之处有哪些？

高：从现在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印度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本土现代主义充分展开的时期，而中国则被抗战、革命打断了。当然也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因为真正的最后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左翼的发展，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一方面打断了中国现代主义充分展开的历史过程，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曾经被过于廉价的使用，将其图式化或图像化，以致最终变成直接拿出来被消费的东西。

而现在，当我们对照印度的时候，我们能清晰的感觉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被廉价地消费了，它的历史力量并没有被发掘出来。因此，今年上海双年展，我们会做一系列印中社会思想的对话，我们将邀七位印度重要学者来讲演，我们会匹配中国艺术界和知识界的同仁们进行回应，进行一场社会思想的对话。这事实上不是艺术领域的事，但我们希望由艺术界来发起，从而使中国社会思想开始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