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提问之一：书写的空间还有多少
　　
　　汉字及其书写的方式，构成了东方文化板块中的一个奇异的景观，这就是书法这一艺术概念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众多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在古典文化情境中，书法是文人必然的遣情怡性的媒介，“骚人墨客”这个概念反映了即使有超人的胸襟，仍需通过墨迹加以显现。汉字可以说是中国远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一部《康熙字典》中，几乎就能够破译出中国文化心理的密码所在。
　　
　　书法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较早地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性理论以及形式系统。但正因为它的完善性，使之在现代文化情境之中出现了必然的窘境。它似乎与当代文化与艺术发展的逻辑线索毫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孤立地考察中国现代书法的发展途径并没有多少意义，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现代艺术家将书法看做资源所进行的解构性利用，用书法的笔法——甚至汉字的结构形式来营造新的画面。
　　
　　日本的书法家在书法向现代文化的过渡中，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他们更多地要考虑书法的立场，故而，这种实践不可避免地具有折衷的性质，因此，他们也陷落在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之中。中国最初的现代书法缔造者们也有类似的特征，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以象形字的装饰与夸张来达到这一点。
　　
　　现代书法在中国的发展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它提出的问题是饶有深意的，而且具有文化挑战性与前瞻性。因为现代书法的探索成果将直接影响中国的“东方式抽象艺术”的建立，同时，将中国数千年文人的书写方式盛载当代人复杂的现代文化感觉，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在现代书法的短暂历程中，最具学术价值而且是最具冒险性的当推诸解构汉字的抽象书写。它的危险性在于，既然脱离了汉字本身的依凭，也就意味着有关书法的所有原则与标准都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探索也就失去了书法作为艺术概念的保障。它必须凭借着自身形式的完善与观念的力度，来建立新的艺术标准与艺术原则。它的艺术系统中的首要素质是对视觉独立意志的提升，其次是作为文化针对性的观念的设立，这里面还包括对书法汉字关系充满智慧的处理，并由此而获得相应的艺术力量。
　　
　　有了这些基本的条件，我们在面对具体的艺术现象与艺术个案时，也就相应地具备了判断的资格。我们回顾一下十几年的现代书法历程，选择出王南溟、邱振中、张大我、王冬龄、邵岩、白砥、邢士珍、刘毅、张羽翔等人为典型个案。在此的排列顺序是具有深意的，以最先探索到汉字的边沿的明确过渡为陈列线索。
　　
　　“踪迹学报告”的艺术设立，明显地超越了书法的边界，成为新的艺术科目，它与书法——汉字之间的引力关系极为明确。踪迹学依旧以汉字作为媒材，以传统的书写方式为实践手段，引入了一个“她者”——女性合作者作为对画面最终成形的操作者。在此，由于合作对象的不断变更，使得踪迹学显现出无极的变化性。
　　
　　以A(书写者)——B(操作者)建立模型，作为一个合作单位。然而《踪迹学报告》对书法的具体作用则表现在：
　　
　　1．侧对或背对书写的纸面，书写者不再对画面效果负责。
　　
　　2．静止的纸面有了生命的活力，它也要争取对画面的控制权。
　　
　　3．书写的汉字内容不过是随机有感的短句。
　　
　　4．传统的书法谋求书写程式与书写方式，在此却是对所有传统惯性的全面破碎。
　　
　　5．汉字的认读功能在此遭到全面的狙击。
　　
　　6．化严肃的文化行为为轻松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