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您曾经数次来过中国，而且您还与西藏的喇嘛一起进行过合作。藏传佛教的哪些方面引起了您的兴趣？藏传佛教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阿：对我来说，藏传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哲学，而且对我的作品影响巨大。藏传佛教教会了我培养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附着于好、坏、高兴、不开心以及其他等等。同样的，藏族的冥想技巧也对我作为表演艺术家来说很有帮助。

张：当下的中国在自由表达意愿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限制。这同时也表现在行为艺术家也远不如欧美国家的行为艺术家有充分的表达的自由。相信您对这样的环境并不陌生。您认为在较为严酷的政治体制与环境下，行为艺术家应该怎样寻求与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阿：我并不是来自西方世界，我来自一个巴尔干半岛国家，我曾经的环境类似于中国艺术家所处的政治与约束环境中。我的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氛围里，那里有非常明确的限制，规矩是不能被打破的。（有一个政治笑话，说的是你会去坐牢4年。）不过在这种环境下，重要的是找到我自己的声音、处理这些限制并将它们放于自己作品中，同时还要以同样的方式让自己从中获得解放。所以我对这些中国艺术家的建议是无论怎样都要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无关乎任何构架，做你认为是有必要的作品。艺术家必须要自身感觉自由的来进行创作。

张：您曾说过“我一直相信经济危机和行为艺术是有联系的，经济危机越严重，行为艺术越繁荣。”怎样理解行为艺术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阿：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想过销售行为艺术作品/表演作品。销售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无人要买，但我还是继续做下去。经济危机每次发生的时候，行为艺术就变得更为明显、更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钱财去购买昂贵的艺术，但是他们总是能看到行为艺术。我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很健康的时刻，因为艺术已经变得太过于商品化，变得受操控性太强并以金钱为目的。真正的艺术是无关乎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