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的哲学：关于现代政治的讽喻

南迪曾就可口可乐发表过一番诙谐的见解。他认为，可口可乐在当今社会是一种特别的不可替代的消费品，因为可口可乐的首要哲学就是，可口可乐只能被一种可乐所替代。替代品可能一会儿是健怡可乐(表示为健康着想)，一会儿是百事可乐(表示对口味的敏感)，但始终必须是一种可乐。因为一旦接触了这个可乐的世界，一个社区的生活里就再也不能没有可乐，无论是哪种可乐。人类在社会中的需求范围永远都在扩大，永远无法再缩回到可乐饮料未出现之前的状态。可口可乐的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除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可乐永远都不能被茶、咖啡、啤酒、葡萄酒、果汁或水所替代。

因此，这种不可替代的消费品成功地成了一种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它植根于全球性的大众文化之上，排斥一切来自地域性的改良和变革(比如印度一度试着生产的肉桂和小豆蔻口味的可乐并不受欢迎)，很显然它不会受到本土文化、经济活动水平、政治偏好的影响。本土文化可能会对陌生的可口可乐心怀敌意，经济水平也许不能维持它的生产或进口，而政治家们也可能出于象征性的原因而试图去“清理”一个社会中对可乐的爱好，譬如印度在1977-1979年间人民党掌管印度政体的那段短暂任期中，当时的工业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George Fer阿希斯-南迪a阿希斯-南迪des)把可口可乐公司从印度赶了出去。十多年过去以后，为了使像费尔南德斯这样的人难堪，可口可乐趾高气昂地再次进入印度市场。

此种可乐的世界观和哲学，在南迪看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让消费者想起了一种简单天真的活着的欢乐，这种感受或许大部分已经消失在现代社会里了”，然而，想要品尝这种欢乐，就必须获得特许权，进入世界市场，因为我们并不能在自己的家里种植或者配出可乐。这一结果导致了可乐的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某种不可替代的饮料，它充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如明目张胆的噬菌细胞，它会吃光所有邻近的哲学，要不就是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成为只具有装饰性的异见观念。

南迪认为，当今世界的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可乐哲学，选民就像是消费者，而候选人认为选民的“政治”需求能被专家们所设计。专家们则认为所有候选人都不过是彼此的修订版本，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公众形象。对两者而言，政治竞赛的最终模式不是拳击场，而是消费品流行品牌之间的广告战役。这种策略是直接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争夺市场份额的巨人之战中借鉴过来的。可口可乐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的社会哲学，也是一个无奈的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