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领地观念，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

在采访中，项目统筹陈韵颇有感触地提到，在历史上，中印两国在佛教的渊源上是有交流传统的，但是后来就渐渐中断联系，而最近的一次文化交流就径直到了“泰戈尔”，那也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在这次交流活动上，我们中国的学者提及印度文化，就几乎都是泰戈尔，似乎在中国和印度两国进行现代化之后，就成为了被西方形容为“龙象之争”的民族国家竞争关系，对双方的交流和理解反而不如古代时深入了。

南迪在《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一文中曾谈到， 泰戈尔是一个爱国者，但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事实上，泰戈尔提出，民族主义的说法本质上就是“非印度”或“反印度”的，是对印度文明及其宗教文化多元化准则的冒犯，印度的统一性是建立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诗人、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思想和实践之上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引进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就像瑞士试图建立一支海军一样”。

泰戈尔试图清楚地将爱国主义同民族主义分开，他知道欧洲民族主义在欧洲和南半球的记录，预见到欧洲的民族主义正将欧洲和整个世界推向毁灭。南迪认为，甘地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泰戈尔的理解在某一点上交会了。甘地可能是官方的印度国父，但是他几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他其实主要是一个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者。

因此，南迪总结，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的状态、连结或投资，是一种感念。非特定、非意识形态的领地观念——甚至在许多种类的非人类哺乳动物以及某些种类的鸟类和昆虫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领地观念，这种领地感对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不论是有这种感觉的人，还是那些宣称没有这种感觉的人。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就连那些不在意其意识形态内容而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术语的人，最终也吸取了它的部分内容。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与那些背负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包袱的人打交道，而受到他们认可的影响。因此，民族主义是较为特定的、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热烈的“热爱自己同胞”的形式，根本上是自我防御型的，建立在对“外来者”一定程度的因为害怕而产生的不喜欢，或是正面的敌意上。

南迪最后指出，悖论是民族主义思想从来不是具有国家特色的;根据定义它就是全球化的，且在全球化成为热门词汇之前的几十年就已经是这样了。而南迪本人则毫不犹豫地声称自己是爱国者而非民族主义者。他在12月4日上海美术馆题为“现代性后殖民创造性和哀悼之不能”的演讲中，批判了西方强硬意识形态之下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与中国思想界的对话中，他也提到，在印度，正是不同社群生活在一起，有了区隔，才能更好地辨认自己，“我知道我们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反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