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访谈:大笑仍然生效 2011-02-19 09:37:41 来源:艺术财经 点击:
你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岳敏君:用语言来形容,可能是“最不可理喻的、最反动的、或者是和社会道德最相违背的东西”。也许这些才包含有价值的因素在里面,我也不知道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

不要用道德来评判

 

记者:听说你是“钱钟书迷”。今年是钱钟书诞辰100周年。

 

岳敏君:是吗,我很喜欢他写的书,看的遍数最多的就是《围城》。

 

 

记者:你有没有在哪一个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岳敏君:我当时很害怕自己变成方鸿渐,因为钱钟书说方鸿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就老在里面找他怎么没有用了,就很担心。其实他不完全是没有用,他只是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有点游离于这些人之外的感觉,有点逆来顺受,怎么着都凑合,有时候又爱干点稍微出格的事,还有点小傲慢,感觉挺不招人待见的。

 

记者:“看破红尘”是一种觉得抗争无用之后的消极避世。他和你作品中“泼皮”的处世之道有些相似。

 

岳敏君:是。书里对这个人的懦弱没有一个交代,让我老觉得这本书没写完,也许是钱钟书自身性格的原因。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生平的书,觉得他是一个有些懦弱的人。解放以后他写了《管锥编》这些用文言文这种他当初摒弃了的语言来写的文章,其实也表现出他懦弱的一面。

 

记者:在钱钟书晚年《围城》再版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愿意为书写序,而是让杨绛写了一篇后记,因为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失败的年少之作,不值得让这么多人喜爱。当很多国外媒体采访他时,他甚至不愿意对这本书做任何评价。

 

岳敏君:他确实是把方鸿渐看成是他自己去写的,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弱点,他也想变成一个伟岸的人,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

 

记者:那你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要正视自我的人吗?

 

岳敏君:我也没有勇气,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才敢去做。

 

记者:有时候一个人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苦心经营的,也有些人是被别人架上去的或者是被事情推着走的。

 

岳敏君: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是一个家学不错、确实有学识和能力、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错事、相对完美的人被别人架的话可能会变成架子上面的东西。因为别人架你肯定是人家有所图谋,需要你在上面受点罪,架你不是让你舒服,是让你受罪的。所以,如果过去没有一个健康的历史或者曾经犯过什么事儿,一旦你被架上去之后,你的那些龌龊往事怎么办?

 

记者: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讲的是这两个亦敌亦友的艺术家相互间的“羡慕忌妒恨”,还有惺惺相惜。毕加索在里面就是一个嫉贤妒能、不讲信用、势利贪婪的小人。在艺术史上,现代艺术市场的形成就是从毕加索开始的,他是一个很有交际手腕和营销能力的艺术家,是他自己和画商、评论家一起合谋造就了他今天在艺术史上的地位。

 

岳敏君:毕加索当时应该有一些考量,会把自己小人的一部分隐藏起来,表现出一个“大人”的气质,否则的话没人跟他干。为什么没有人跟艺术家干?因为艺术家都是孤立的,很难与别的艺术家做好朋友。除非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艺术家要依附于这些人,所以可以与他们做朋友。艺术家能跟别人做朋友吗?心眼那么狭隘。什么人能干艺术?就是小肚鸡肠的人,那种小心眼、很坏、很抠的正常的人。因为他能感觉到同行的成功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刺激和打击,我觉得这才是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人了。传统的中国绘画理论里讲“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我觉得这是骗人的,这也恰好说明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的不是艺术或者社会的其他方面,我们看的是道德,我们是用道德来判断。你看现在的这些媒体其实都是道德媒体,都是在弘扬一个主流价值观。最不讲道德的人才写得出道德文章。如果每个人都把个人利益摆在桌面上,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伪,通过底下的手法来解决问题了。

 

记者:被采访对象都不会愿意自己不好的一面被报道出来。

 

岳敏君:现在好多杂志都有这样的栏目,都把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人从一个“完美的人”的角度来写,几乎所有人都被写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我就希望别人通过关于我的报道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真实的人,他肯定是有毛病,也不要过于相信这个人。否则,你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架在某一个状态上,这就会有问题。很多人本来是在调侃自己或者批评自己,结果最后媒体描述出来的语言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感觉,好像是自我批评、勇气、赞美等等,就很奇怪。

 

记者:但是语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儿,你刚才说到的艺术家的“小心眼”也可以转换成“敏感”和“感性”,褒贬马上就不同了

 

岳敏君:也都是因为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死了才会被写出来。其实毕加索和几乎所有人几乎都是对立的,他和马蒂斯也是这样,两个人谁也看不起谁。据说他好像买了马蒂斯的画挂在画展上,说“看谁画的这么差”,还在马蒂斯的画上抹上一笔。还有,在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好像叫克莱因的女小说家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她当时请毕加索画一幅肖像,据说画了半年。那张画还算挺有名的,有立体派的影子在里面。我觉得充其量只要三天就能画完,不知道他在上面磨什么。其实是毕加索想与她拉近关系,同时也想收更多的钱,他有自己的一个算盘。但是从艺术上来说,毕加索感受到了当时世界的一种变化,关键是他为这个世界的变化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视觉语言的方法。虽然后人对立体主义的崇拜加上他的个人魅力让这个画派更具有传奇色彩,但是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对于一种新方法论的发现的热情在起作用。每一次艺术潮流的重大变化,都是因为一种新方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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