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国家的二流艺术家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移民到国外生活?

岳敏君：没有。移到哪儿去?我看国外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中国移民还是脱离不了过去的文化背景形成的思维模式。我的一个朋友是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的合伙人，他在香港是这个基金亚洲区的主管。他说当他思考出国前的事儿时，全都是用汉语，但他想出国以后做生意的事儿时都是用英文。他没有办法用英文思考他之前的记忆，也不能够用中文来思考他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拧巴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界在讨论流亡文学，语言学家说对于东方文化来讲，根本不存在流亡文学。因为语言的结构改变了，你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流亡文学只能在欧洲国家成立，因为整个欧洲的文化背景有些类似，就像河南人说孔老二，北京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流亡文学，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就“流亡”不起来。

记者：但是变到另外一种语境里，会不会反而更容易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艺术，也许会激发出新的灵感?

岳敏君：反差确实是一种刺激，但反差有可能出不来东西。像一些长期在国外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全是用汉语思维创作的，他用英语或者法语的逻辑创作不出来，这是很奇怪的。

记者：也许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反而显得更中国，因为在对比当中得到了加强。

岳敏君：可能会特别加强，加强得有点过分。但毕竟因为你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与别人不一样，会难以说服别人。你也可以存在，但你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主流。如果一个西方的艺术家来中国创作，但是他的创作与中国没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没什么劲。但是如果他得创作与中国有关系，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记者：很容易被看出破绽。

岳敏君：一眼就看出他很低劣。他觉得很深刻，可能我们觉得太不靠谱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在国外的中国艺术家不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东西，一做就露怯了，除非有思考特别深刻的人能做得了，我觉得这挺难的。像六、七十年代在纽约有一个很火的艺术家，他是华人，但从小是在那里长大，受的全是美国教育，所以他画的东西跟美国人是贴近的。但是拿到这边来一看就觉得太没劲、太简单了，但是在那边是生效的。唯一能够超越这个障碍的就是把文化背景忽略不计，只注重它的方法。当它上升到一个方法时，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背景，对别人来说都是生效的。比如我们说“抽象”这个概念，不管你是用国画还是油画来画，只要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方法本身就可以“全球”了。还有“后现代”这个概念也超越了东西方的界限，它告诉你传统文化也可以重新利用、改编，可以变化，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东西。，只有这样的概念能够超越文化背景。

记者：在你看来有没有谁达到了这个标准或者接近了这个标准呢?

岳敏君：大家都觉得找不到这个标准，过去可以通过“形式”这个标准达到，但是形式和那些主义逐渐变到了一个死胡同。虽然后来有了“影像“这种因为工具不同而产生的新形式，但这都是技术造成的差异。比如，我做《处理》系列这些作品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风格本身不重要，方法可能也不重要，每一个人只要自己处理的方式不同，就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回头一想，其实所有艺术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只不过是加强了这种“处理”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说艺术，或者你能告诉别人这样的方式就是艺术。我们还没找到这样的东西。如果我找到了这样的标准，我就真成了伟大的艺术家了。

记者：你希望一百年后，当人们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时候谈到你的作品是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

岳敏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法国杂志来采访我，谈到中国的状况，我说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伟大的二流国家。我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二流国家里，如果我努把力会成为伟大的二流艺术家。绘画还是受现状和思想的影响，不可能超越这个阶段跑到更前面，不太可能。毕竟在艺术的方法上，我们确实没有站在人类高处的角度来看。比如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探讨的都是二流问题，总是从自己民族的现状来看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从宇宙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二流的角度，什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都是二三流国家、悲哀的民族才会提的。今天我们来讨论“后殖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能看出我们的眼界还是局限在这种自身的悲惨命运和悲惨的文化状态中。

【编辑：马海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