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艺术史传统在哪里？
——对话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

对于汉斯贝尔廷而言，似乎再怎样反复探讨艺术史的适用性都不为过，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的第八章《全球艺术与少数群体：艺术史的新地图 》中，贝尔廷在文章的第一段就明确地指出艺术史是为了“拥有一个共通的历史”的特定文化类型而非所有文化类型而发明的。其局限性也由此而生，“对于在某一或者相同文化中发出呼喊的少数群体来说，却在这不再将它们视为共通历史中的一员的文化中，触发了身异其类的感觉。”以欧洲文化为基础和主导的艺术史在面临来自美国以及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其他身份希望在艺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诉求之下走向瓦解，也在它不断地向外，包括其他的时期和文化传统中寻求可能性来改写自我历史的过程中走向瓦解。贝尔廷分析了欧洲艺术史更本质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叙述，更是一种思想传统，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艺术史的思考“以改写历史为己任，将自身的文化看做身份的场域。欧洲自古代到现代的时期完成的历史循环属于这种思想传统，它塑造了一种文化空间，艺术在此之中不断回到自身的模式。”

艺术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归档的方式，而不是档案的本身，虽然最终的呈现是档案本身，但是新的历史条件和新出现的素材总是对于档案已有的分门别类的方式和资料的整理方式提出挑战和质疑，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增加新的类别，将原本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艺术史也因此成为一个人们不断地投射新观念、新认识和新诉求的对象。但在贝尔廷看来，这种观念和认识的出发点也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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