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如何反思二十世纪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革命”和“改良”？

摩：这道题太难了，请容许我从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中，抄一段话作答：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对于政治共同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额做了具体的规定，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综合功能。《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

《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最低等之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级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天子的利益为中心，然后不断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辐射，形成一个个周延不断扩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须将利益圈子一级级扩大。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拱卫着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实现。

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国家政权，封侯建国体制逐渐瓦解。

在郡县制国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万民均是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个皇族不足以驾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只有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为零的交易。

这么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仅像“自相矛盾”故事主角那样推销几支矛，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必须像现代商业前沿的营销模式那样，做概念推销，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于是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以这个庞大的概念群支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关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须让人们相信，天子王公都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样夜以继日地操劳，士大夫都是因为道德高尚、聪明睿智才有资格辅佐王侯，训导万民。

建构这个“卖矛诱导”体系，目的就在引导底层群体产生对于上流社会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懒惰的，不配有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缴税纳粮。只要底层群体接受了这个“卖矛诱导”体系，他们就可以像工蚁一样心无旁骛地饲养那个庞大的蜂王——上流社会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以上是抄书所得。下面是几句说明。

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知识群体的文化投降书。他们放弃了中国文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只会维护西方人的利益。认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中国权贵集团之上，要无条件增加一个庞大的种族作为最高统治者，中国社会必须把那个种族的尊严、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各个阶级的待遇和利益都要下降一大截。这实际上从文化上承认了西方殖民者的一切掠夺、屠杀都是合理的。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在文化上全面投降西方是一个重大失误。咱们这两代人应该致力于拨乱反正的工作。首先明确地维护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资源，然后以现实主义精神予以改良和发展。

摩罗：本名万松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述有《耻辱者手记》、《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等。

【编辑：唐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