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中国学派”

因此，选编这部译文集的基本目的便是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部具有专业深度和可资借鉴的读本，以有助于深入探讨视觉文化现象、探讨当代西方学术界之视觉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探讨建设中国学派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视觉文化早已有之，与人类文明一同产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标志之一。今日的视觉文化虽添加了技术成分，例如高科技的数码虚拟，但其传播和交流功能在本质上与往日无异。视觉文化研究也早已有之，但一直未能成为一个自觉自立的学术专业，直至今日引入了图像技术和大众传媒的理念。在西方学术界，当代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意义上的视觉文化研究，起自上世纪80年代前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在90年代逐渐自立，这就是我们当下所言之视觉文化研究。西方有学者说，不能将视觉文化研究简单地理解为文化研究中关于视觉的部分，二者是不同的。无论究竟怎样，这一新学科不久即从西方传入中国，属于引进类，国内学者先停留于介绍的层面，随后才有译文读本和介绍性专著出现，但少有进行深度研究的学术专著。

就译文集而言，翻检国内近十年出版的读本，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一是数量不足，二是照搬国外读本的编辑理念，甚至仅作篇章的增减或编目顺序的调整，三是从现有的译文中进行挑选，供选范围有限。就介绍性专著而言，无论是研究领域、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更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理念，且以复述为主，少有自己的思想。在引进新学科的初始阶段，这样做未尝不可，但随着学术的发展，此非长久之计。有鉴于此，我们借本书的选编翻译而探索建设视觉文化研究之“中国学派”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学派，不唯独研究中国的视觉文化现象，不只是研究视觉文化的中国材料或中国特性，也不局限于从中国视角去进行观照和研究，而是探索新学科的建设，避免一味模仿或复制西方的相关学科。

这当然是一个困难的尝试，不会一蹴而就。这部译文读本及与之相配的导论专著乃初步尝试，这就是在西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宽泛领域里及其几乎无所不包的研究对象中，确定具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以视觉艺术为研究基点和中心。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所谓视觉文化研究会与现存的视觉艺术研究大同小异，结果使新学科建设失去意义。但是，在20世纪的学术界，视觉艺术研究以视觉形式研究为主流，先是局限于绘画、雕塑、建筑等传统对象，后来出现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这一主流才有所变化。视觉文化研究的出现，是视觉艺术研究中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表现为研究视域的扩大、跨学科方法的引入、对艺术之外的文化意义的追寻，以及诸如此类。

如前所述，我们在此条件下所探索的视觉文化研究，便是在宽泛的视觉文化领域里确立视觉艺术为具体研究对象，除了前述传统样式外，还包括摄影、视像、装置、行为、事件、数码艺术等新起的观念和技术式样，同时又在视觉艺术的狭小领域里，寻求跨界、扩展视域、开拓研究的潜在意义。这样说来，中国学派的视觉文化研究，既是对当代学术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学术的前瞻，更是现时学术的运作。与此相应，研究方法也不局限于视觉艺术研究的既存方法，而是容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思辨与实验、定性与定量等不同理念和手段，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思维。当然，知易行难，这一切仅仅是初步尝试。

三、研究领域与对象

视觉文化研究的领域和对象，由其界定所给出。因此，我们可从米尔佐夫的另一本书《视觉文化导论》说起。这是一部学界公认的堪称当代经典的著述，与米尔佐夫的前述文选读本相配套，1999年出版。我们这部译文集未选米尔佐夫之导论的原因，不是因为观点不同，而是因为此书已有中文译本出版，我们不必浪费资源去重复翻译。但是，也正因为米尔佐夫的观点与我们选编这部译文集的目的有所不同，于是这反倒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中进一步阐述自己对于视觉文化研究之领域和对象的思考。

在导论一书中，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研究，分别以“视觉”和“文化”为中心词，于是，他的研究领域，便涉及与“视觉”相关的绘画、摄影、电影、电视、数码拟像等，以及其中与“文化”相关的图像意义和观看方式之类问题。这一切几乎无所不包，也正因此而大大减轻了视觉艺术的分量。之所以说米尔佐夫这部书是西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主要就因为其无所不包和弱化视觉艺术。

米尔佐夫的无所不包，并非面面俱到，而首先是聚焦于“视觉性”（visuality）。照米尔佐夫的说法，所谓视觉性就是视觉符号与观看者之间的相互作用。[2]我的理解是：就所看对象而言，视觉性就是使之值得被看的特征 ；就观看者而言，视觉性就是怎么看的方法问题。换言之，视觉性是关于看什么和怎么看的问题。在米尔佐夫的无所不包中，有不少是不值一看者，他弃之不论，因此，在他的研究领域里，“视觉性”是关注对象。与之相较，我们这部文选所涉的内容，不是无所不包，而是以视觉艺术为关注领域，但不是视觉艺术的所有方面，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其中的视觉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涉的学术领域和研究对象，比米尔佐夫更集中，聚焦于视觉艺术中的视觉性及其相关问题。这是我们与米尔佐夫的首要不同。

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说，如果视觉性使我们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相对集中，并因而获得较深内涵的话，那么，米尔佐夫的“文化性”（culturality），则可以启示我们扩展研究的外延。这听起来相互矛盾，因为内涵的加深与外延的扩展是两个相反的过程。然而，我们不必受制于形式逻辑的局限，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问题上深化内涵，同时在发掘意义的问题上则拓宽外延，使研究的意义来自视觉艺术但不局限于视觉艺术。这就是米尔佐夫所说的在文化的框架中进行意义的探索，[3]而这一点也同时是我们与米尔佐夫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米尔佐夫的文化框架和意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学术界的通行说法，即流行文化、大众传媒、通俗艺术等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对此，我们不取，反而关注精英文化和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