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案对照

米尔佐夫在写作出版了《视觉文化导论》后，又改编了前述配套的文选读本《视觉文化读本》，2002年第二版问世。[4]此新版文集目前仍无中文译本，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早有中译文发表。因此，这部译文集对于我们的当下意义，便在于提供了一个作为对照的学术个案，使我们得以探究选编者将什么样的文章怎样选编到了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文选读本可以让我们进一部窥视米尔佐夫之视觉文化研究所覆盖的领域和涉及的对象。作为对照，米尔佐夫选本的宽泛，反衬出了我们这部译文集的集中。

米尔佐夫的选本是7百多页的大部头，分四大部分，每部分的开篇都有一导读。在这四大部分之前更有长达一百六十多页的引论，分两节。第一节由6篇文选组成，用以界定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其中第一篇是米尔佐夫写的《视觉文化的主体》，讨论研究领域和对象问题，焦点是来自视觉事件（visual events）的视觉性，而切入点则是大众传媒。这里的“主体”（subject）一词也有“主题”之意，这就不难理解，米尔佐夫将视觉文化的主题确定为“视觉的主体性”（visual subjectivity），并做出这样的阐述：视觉主体是人，是观看的人，也是接受视觉影响的人。在此，米尔佐夫挪用了笛卡尔名言“我思故我在”来作进一步阐述：“我被看，我看见我被看”。[5]此“被看”与“看”一样，也是接受视觉影响，这与当代凝视理论相仿，都关注看与被看的互动。有了看与被看之视觉性为主体和主题，米尔佐夫既获得了研究的焦点，又扩展了研究范围。

为了给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提供理论基础，米尔佐夫在长篇引论的第二节选了12篇文章，他称之为“介入理论”（plug-in theory），为自己寻求理论依据。他将眼光投向理论的历史，选录了笛卡尔的《论视觉》、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拉康的《何谓图像》、麦克卢汉的《镜中女人》、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鲍德里亚的《拟像与模拟》，以及后现代和文化研究的其它经典之作，例如范农关于的后殖民、阿尔图塞关于意识形态、德布拉关于景观社会、巴特勒关于性心理、海尔斯关于虚拟身体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论题，都给米尔佐夫所确定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这两节洋洋洒洒的长篇引论之后，文选的第一部分为《全球与数码》，下设两个栏目，《全球化的想象》与《数码空间》。第二大部分是《景观与展示》，也下设两个栏目，《景观、展示、监视》及《影片之后的电影、网络之后的电视》。第三部分称《视觉殖民主义与视觉跨文化》，同样下设两个栏目，《视觉殖民主义》与《身份与跨文化》。第四部分名《凝视、身体、性》，仍下设两个栏目，《凝视与性》及《高科技身体与高科技女性主义》。这些文选的篇目，不仅揭示了各自的论题，更揭示了米尔佐夫之谓视觉文化的所涉领域，及视觉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显然，米尔佐夫虽以视觉性为中心，但其研究所涉的文化范围却比我们这部译文选本的范围要大很多，反衬了我们这部译文选本之论题的集中。

五、研究方法

西方当代视觉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体现在今年刚出版的学术专著《视觉文化的基本理论》中，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史教授惠特尼·戴维斯。由于这部书的英文原版才面世两三个月，估计来不及有中文译本，更由于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以及与我们这部译文集的相关性，所以我们选译了书中具有导言性质的第一章。戴维斯这部书，虽谓“基本理论”或“一般理论”，但实为深度研究。该书的基本构思，或曰基本框架，也是从视觉走向文化，但就方法论而言，却别具一格，颇有启发性。戴维斯以形式主义的视觉研究为起点，通过风格的细读而进入图像研究，然后再入文化研究。也就是说，戴维斯的方法遵循了从形式到图像再到文化的进程，他称之为“接续”过程。[6]其中，作为方法论之基础的形式研究，是以文本批评之细读法来研究视觉艺术的风格问题，而图像研究则借鉴了图像学方法，不仅是潘诺夫斯基的图像解读法，更是阿瑟·但托的后现代和观念主义图像解读法。当然，戴维斯在借鉴中不仅有批判与评说，更有修正和创见。

在20世纪中前期，形式主义方法主要涉及视觉形式的研究，如阿恩海姆的视觉心理研究。大约在同时，潘诺夫斯基将图像学从欧洲带到了美国，其要义是读图方法。阿恩海姆的形式分析大体上是一种内部研究，而潘诺夫斯基的形式分析，则牵涉了图像的外部意义，前者关注视觉，后者转向文化。也许正因为此，从形式主义经由图像研究而进入文化领域才顺理成章。此处或许有一座潜在桥梁，暗中沟通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断裂。

在此，所谓方法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读图方法或称阐释法，二是从事研究的具体操作，例如案头的文本研究、户外的田野调查，以及访谈分析等具体方法。关于读图，潘诺夫斯基的解读方法当然是经典方法，但在大半个世纪后，新近的图像学发展不止于潘诺夫斯基，戴维斯就为我们提供了新发展的范例。在这部译文集中，我们关注图像的叙事和再现问题，但超越图像本身，而涉及读者的介入。与此相应，图像的解读方法也涉及了形式主义以来的符号学、后现代以来的历史阐释和生态学视角。

既然我们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有所专注，我们的方法也有所专注。尽管通常的文化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采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传播学等后现代时尚，但本译文集却未予选取。这不是说我们反对这些观点和方法，而是说我们自有原则，不追求面面俱到，却讲究集中，唯有集中才能深入。这是形式逻辑的教益，尽管我们不囿于形式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