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苦难史的发现者与发掘者
——陶艾民的艺术之旅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除了定义女子的生理身体的生殖意义之外，同时对女性的身体家政伦理道德也给予了定位：

纳女子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扫洒”。(8)

中国古典社会中的女性身体，可以在不同等级男权话语中，扮演着不同的被动的文化角色。如生育、煮饭、洗涤等等。实际上女性身体的工具特征，在父权制的社会中没有严格意义的分工。女性一旦进入宫中，她就是帝王生育的工具和性欲的工具。即便是在诸侯与士大夫阶层的家中，女性照样成为男性的生育和性欲的工具。与此同时，女性同时还要承担煮饭、洗涤等工具性质的角色。生理身体的生殖意义和家政伦理道德的意义融为一体的父权制中性别的奴隶，非女性莫属。与亚里斯多德如出一辙的是，将女性身体视为家政伦理道德工具为特征的女性被奴役的地位，确定了女性的政治身份性质与政治活动的领域。女性从属于私密性并且是私密空间的守望者。女性私密性是指女性与自己身体、身份有关的生命与文化的空间。亚里斯多德主张女性一旦与男性洁为夫妻，其主要任务是生孩子与做家务。显然女性所具有的生理身体的工具性等同与女性被政治定义的私密性。古希腊喜剧家德谟斯泰尼在他的辩护词《驳斥尼埃拉》中说，

我们拥有情妇是为了享受快感;我们纳妾是为了让她们每天照料我们;我们娶妻是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后代和一个忠诚的家庭女卫士。(9)

实际上，女性所具有的生理身体的工具性，角色的分工，使女性成为屈服于父权制中两性性契约下的伦理道德的工具。除了充当父权文化的性欲工具的角色，就是父权文化的生育和劳作的工具角色。此时，性作为女性生存方式的另一种解读，是家政伦理中的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当性等同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的工具性自然也在社会的伦理道德范围内。

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社会形态中，女性身体的工具性是被父权话语控制并生产出来的伦理道德的模式。维护这种模式的标准，使女性的生育或者做家务，成为父系的一种伦理道德的自觉。而千百年来女性在父权话语生存中，文化的认同感使她们背负着繁重的生活担子，任劳任怨的操持家务。她们穿着父权文化赋予的“舞鞋”，不停的转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国女性身体的工具色彩的一生，足以集洁成为具有悲剧性的一部历史的大书：《女人经》。然而，中国女艺术家的作品《女人经》，叙事工具选自极富有传奇色彩并且已经磨损了的搓洗板，作为书简的媒材。作品将许多磨损的搓洗衣板联接起来，如同展开的古简。旧衣板上记录着女人一生劳作的痕迹，与作为古代官方典籍载体的简册形式融为一体，巧妙的利用古典男性使用工具，诉说女性历史与现实地位的尴尬。同时以一种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工具身体的质疑性，与人性道德女性身体的赞美，共同形成了悖论式的中国女性集体记忆的再造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