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教下的女性文化的世袭制，实际上就是温文尔雅的“人吃人”的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封建社会的中国家庭生活秩序的超稳定性，让女子发出最世俗的惊人一叹：什么时候媳妇熬成婆婆就好了!可见这里有个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一旦女性熬成了婆婆，新一轮的统治又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女子一旦进入了夫家，当婆婆将自己家庭主妇的角色任务进行象征性的授权，同时也在进行着父权文化的封建礼教的移交。但是新主妇在执行父权文化并扮演了封建礼教一个角色的同时，并没有摆脱仍然执行封建礼教文化的婆婆的监督与统治。此时，新主妇在公婆面前谨小慎微的履行自己的文化角色，公婆有什么吩咐，除了“是”就是恭敬的回答问题。前进、后退、转身，都要谨慎庄重;上堂、下堂、出去进来，都要先行揖礼……如果发现公婆的衣物脏了，就请求为其洗涤……低贱的侍奉尊贵的人。(13)由此看出，尽管女子嫁到了夫家，但是新主妇的身份并不高，她依然在年长的主妇面前，履行封建礼教下的一种文化的尊卑秩序。当新主妇成为了婆婆，她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统治者，统治着下一个新主妇。同时也完成了一个封建礼教下女性工具身体文化建设的薪火的传递。封建礼教中的女性工具身体的文化建设，并没有使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反而沦为家政伦理道德的奴隶。而问题是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扮演着家政伦理道德奴隶的角色，并以人类高尚的情感传递家政伦理道德奴隶角色的情感。当陶艾民把磨损的搓洗板看成一个女性文化的断面，用一个古典官方的男性文化史书的媒介方式，建构一种再造的文本，而这种再造文本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女性文化沧桑的艺术文本，如作品《女人经》、《女人河》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女性工具身体艺术文本的三维的视觉考古。同时也成为了质疑女性文化最壮观的、最富有感染力的中国文化的视觉记忆。这种记忆是对那些沦为家政伦理道德奴隶的一种历史的凭吊。

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女性工具身体的艺术文本的二维的视觉考古，同样是利用古典书籍的媒介方式，一种古典线装书的叙述的儒雅，将不同的磨损的搓洗板拓片作为书页，制作出具有古典线装书风韵的作品《女书》。陶艾民的作品《女书》，借鉴了湖南江永县江永女书的寓意，但是不同于旧体制下的女性文本与文体，而是将使用过的搓洗板作为为蓝本，采用中国拓片的方法，做成古典的线装书，而典型的线装书，也非女性能享用的男性工具。相对于“男书”形式的《女人经》，陶艾民的作品《女书》同样突出男人书写文化特质。它同时是中国女性文化历史性的失声文本的再现。具有女性特质的湖南江永县江永女书，作为非主流文化仅限于女性使用。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上，其作用为自娱自乐、歌堂对歌、书信往来、宗教祭祀、洁拜姊妹、诉写苦情、记传等。相对于官方的男书，女性文化的边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陶艾民的《女书》的呈现，与湖南江永县江永女书有本质的不同：

女书拓片采用的方法是用传统拓碑的方式制作的，每一页拓片所呈现的斑驳的痕迹，与远古时代书法石刻所显示在时间的磨砺下历史沧桑变化的视觉语言不径相同。它把日常生活用品——搓衣板印在每一张书页上。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岁月流逝过程中遗留下的印迹，如书写般反复的搓洗形成了各种抽象而丰富的“文字”。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字，这是一种关于生命的语言，需要我们用心灵去阅读。(14)

陶艾民在自己的作品《女书》中，把磨损后的搓洗板语言的抽象性，与湖南江永县江永女书文字的抽象意义交汇在一起，形成历史与当代文化的交叉点，寻找中国女性文化的异同。于是我们注意到，女性文化权力话语的集体的缺失，导致着女性文化的非主流性，甚至是男权话语的一种延续。虽然湖南江永县江永女书的主体性的是权力化的，但是只作为女性之间语言的交流的工具，并没纳入社会的法律体系，自然也就不具有法律的功能。最终自生自灭。陶艾民的《女书》中的抽象语言也不具有交流性，只是记录了女性家政伦理道德的文化身体寓言的片段。《女书》作为再造的艺术文本，以日常叙述——搓洗板的磨损痕迹寓意女性文化铭文，是女性文化生命断面的视觉考古。作为洗涤文本视觉的无法解读性，与心灵触摸的悲愴的文化范本，陶艾民作品《女书》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作品形式的本身。

如果说作品《女人经》采用的是官方古典男性撰写历史的媒介方式，是对男性书写历史的一种质疑，那么作品《女书》采用的是在野的女性古典文字书写自己文化的一种方式，揭示女性文化历史的悲剧性的一面。陶艾民的作品《女书》把女性文化历史的悲剧性转换为戏剧性的一面：

批注部分的书写，采用世界上现存的唯一的女性文字——江永女书。它起源于湖南江永，是女性之间传承的一种神秘符号，字体呈菱形，刚硬倾斜，暗藏锐气，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符号体系的启示。她们把文字作为抗争命运的工具，通过同性间的交流，倾诉，表达，得到心灵的解脱，书写出自由的灵魂，创造了一个独特而隐秘的女性世界。体现了女性独立的生命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识。(15)

陶艾民一直在通过自己的作品寻找中国女性文化身份的历史的渊源关系。这种认同的政治把女性文化的问题推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但视角是人类的视角、人性的视角。是以人类的视角、人性的视角来关注女性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价值取向应该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在陶艾民看来，历史上的湖南江永女书文字是抗争命运的工具，而作品《女书》是中国几代女性反复的搓洗形成了各种抽象而丰富的“文字”。代表着女性艰辛而顽强的生命力。它同时记录了中国女性文化的身体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性的文化遭遇。这是一种只有磨损痕迹而没有主人姓名的中国女性集体记忆的无字碑。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着历史想象力和道德想象力的人类苦难的文化史。不论是湖南江永女书，还是陶爱民作品中的《女书》，两者的命运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陶艾民的历史想象力和道德想象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政治敏锐、文化敏感的中国女性文化苦难史的发现者与发掘者。把一件极为普通的搓洗板作为文化的切入点，探寻女性文化的历史，一方面是对封建礼教下的女性身体家政伦理道德工具性的质疑，一方面是对女性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人性道德的赞美，让陶艾民作品具有非凡的思辩性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陶艾民作品呈现出的政治视角的维度、历史视角的维度以及当代视角的维度是广阔的。它把日常生活的用品，变成一个拷问历史与当代的女性文化的至高点。在陶艾民的《一个女人的长征》作品中，作为收集来的旧搓洗板，与它的女主人的图片并置在一个艺术的空间里，旧搓洗板的工具性与女主人家政伦理道德身体的工具性的互喻，成为了一种文化祭奠的道场。此时悲怆与感动挟着每一个身临其境的观众，从作者的母题延伸自己的视觉思维，于是我们看到了，作品呈现出的女性沦为家政伦理道德身体工具的质疑性与批判性，以及对人性中散发的朴实与善良美德的真实性。作为中国女性身体的悲情的绝唱，作为中国女性文化人性道德精神守望，陶艾民作品呈现出的艺术韬略在于，道出了强加在中国女性身上的社会家政伦理道德与作为人性道德文明的冲突与博弈的悲情。

参考文献

(8)《礼记·礼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2页;

(9)福柯，《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41页;

(10)引自画册《进行时·女性》陶艾民自述;

(11)《礼记·礼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24页;

(12)(《礼记·内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335页)

(13)《礼记·内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34页;

(14)陶艾民，《女书》作品的说明;

(15)陶艾民，《女书》作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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