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

记者：很多评论认为你的审美追求与你的孤独状态有关。

何多苓：我本质上还是习惯孤独。画面上体现的东西是我最渴望表达的，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跟生活本身的距离接近一点，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强烈的情绪表达。现在(画面)跟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生活中经常是一个人待着，时不时还想热闹一下。这种(孤独)状态仅仅在画面上存在，就是潜意识的综合体，我希望这种表现越丰富越复杂越晦涩越好。画面传达出的东西，是你用语言完全没有办法去描述的。我觉得语言终止的地方需要去绘画，真需要用文字的时候不值得去画。

记者：但绘画语言也有自己的局限？

何多苓：任何语言，它独有的表现方式就是它的局限，绘画也是这样。所有我要表达的东西都是用笔触、色彩来表现，甚至标题与画面都是若即若离。画家不会在作品旁边配乐，或者站在你旁边解说。绘画的局限性在于它是静止的，是一个瞬间，不像影像、文字是流动的。但是绘画的主观性更强，对我来说，这个语言远远没有穷尽。

绘画语言的沉默就是我追求的，所以它的局限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反而带来一种自由。我要充分使用它，我不想让我的画成为演出形式，比如唱歌、演戏、电影。

记者：很多年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习惯了。我是听到我可以不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会特别高兴的人。有人觉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气。很多时候我乐意当一个旁观者。

我愿意躲在一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观察和认识，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这样存在了这么多年，虽然经常是若即若离，但是没有从中国美术界消失。他们问我，对你的学生灌输这套吗？我说我从来不灌输，因为他们年轻，更积极一点。像我这样会损失很多东西的。在节奏这么快的当代社会，你还是应该积极一点。

记者：我们可以说损失，也可以说放弃。

何多苓：我们单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我说除非是让我选择当院长还是坐牢，那我选择当院长。结果他们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进入官场，我的画立马要翻几倍的价格。但是我放弃了，因为那样太难受了。我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有人的画价本来落得很低了，当了院长以后一下子就狂涨。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官？因为确实也有利益在里面。有所得就会有所失，这是绝对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种状态，我的画也不一样——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对我来说消极不是贬义词，是我追求的一个状态，我很积极地当一个边缘人物。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