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溪山清远”仅仅是一个提示
——关于成都双年展主题展《溪山清远》的历史和思想起因的说明
终于要离开了，不是因为正在离开的过去让人生厌，而是生命有一种抓住未来并将她变成让人回忆的过去的力量。
开始了，需要十个月完成的又一个征程——成都双年展。
就在上周，当接到市委宣传部发来的关于2011年成都双年展的工作通知，我知道了，无论愿不愿意，我都必须在未来的十个月里尽可能以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这届成都双年展的工作。此时，5月开幕的“改造历史”展览的《“改造历史”工作汇编》的编辑工作还没有结束，校对还在进行，设计还在进行，可是，一个新的大型展览的工作就要全面展开。
很多人熟悉“成都双年展”，他们知道这是成都企业家邓鸿从2001年开始赞助的一个连续性的展览。可是，这次，成都政府决定整合政府与民间的更多资源，举办一个由不同操作机构参与完成的不同主题和形式的数个展览构成的“成都双年展”。我负责成都双年展的整体策划以及主题展《溪山清远》的策划。
我当然知道，人们习惯了一个个双年展的不断举办，并且有了太多的厌倦。不过，我没有精力去分析别人的厌倦，我已经被每天交替去从事的工作——写作、教学、参加活动、讲演、会议以及数个展览的准备——压得没有一丝时间去关心别的问题，我就像一个在行驶中的火车的司机，紧张得只能关注前方，而难以环顾路过的一个个美丽的景点。
我不是那种非常逻辑地分析与排列问题的人，所以，我依据最近的感受，很断然地将这届成都双年展的主题展定名为“溪山清远”。这个题目是我2004年的博士论文使用过的题目，那时，我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在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上。选择这个方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洞见，而是一次补课。我属于缺乏丝毫传统知识训练、缺乏充分历史知识积累的那代人，直至1977年底进入四川师范学院报到之日，我阅读过的书屈指可数，西方图书只读过塞万提斯的《唐-吉科德》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国书仅限于《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说。可以想象，进入大学之后，这代人才逐渐有了机会阅读中西方的图书，知识才开始有了积累。这足以印证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在传统知识领域是如何地欠缺，以至当面临许多问题时，总是长时间地缺乏成熟的判断。例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这样判断：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阶段，古人那些坐穷悠壑、冥思苦想而成的图像传统怎么可以在今天继续下去？与今天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当人类的科技手段足以创造全新的图像时，我们怎么能够将一幅王石谷的笔墨营造的淡泊来呼应呢？我有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同意这类判断。可是，如果我们对历史给予细细地思量和考察，会发现，不是物理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相反，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我们曾经被要求相信的教条，蒙住了我们思想的眼睛。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教导的结果，而是一个被思想、权力、制度所强制灌输的结果。渐渐地，我意识到，我们的传统精神是被另一种野蛮但有效的力量给摧残至深的。
“五四”时期虽然有“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声音，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用武力和制度去强迫人们去改变他们的文化信仰，在很多时间与机会里，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激进艺术家仍然舞弄着手中的笔墨在宣纸上作画，而那些坚持传统精神的“守旧”者仍然有条件保持着他们“古旧的”优雅，让世界的人们目睹另一种文明的风格与精彩。直至1949年，关于现代化或者西画的讨论并没有影响人们对风尚与习惯的选择，如果推翻满清政府之后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没有遭到战争的干扰，如果那些开始新社会的人们对民主宪政有更清晰的了解和筹备，一个混杂着不同历史时期而多样的中国将是何等地精彩。2008年我参加张晓刚在布拉格的美术展览时，看到和听到的故事让我们更加深信这个道理：这个城市的人民在法西斯即将攻占布拉格时，选择的是投降，以便保护他们的历史与传统。他们采取了一个更加符合民族精神的方法和态度，他们将屈辱埋藏在心里，他们相信会有重新收回这个城市的那一天。这个城市的一切——无论是什么——都被保护了下来，他们没有因为阶级与民族的仇恨而毁灭自己的历史与文化。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民的永久纪念，我坐在共产主义博物馆里，独自一人观看1968年的春天苏军坦克进入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录片，流下了泪水。然而，那些让人联想到血腥和残暴的物证却依然被放置在博物馆里，所有参观的人们可以从这些物证中看到那年春天发生的惨烈的故事、看到悲壮的过去，所有的历史物证都成为今天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财富。
我们的传统在1949年之后被以不同的名义给受到批判和“扬弃”。知识界熟悉关于“精华”与“糟粕”、“传统”与“创新”区分的教导与指示，而事实上，对那段历史有经历的人知道，所有的知识只有在是否符合特定的政治目的的前提下才成其为知识，否则只能作为“毒草”而被清除——焚烧、拆毁、砸烂。直到1976年，“香花”与“毒草”都属于两个威胁到每个艺术家肉体与政治生命的意识形态词汇，在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那里是缺乏这样的背景知识的，经历者的回忆，在很多人那里至多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历史说辞。不过，他们的确应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包括他们——70、80年代出生的人——对传统知识的缺乏与无知，不是因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导致的，不是因为高科技带来的手段与新工具革除的，相反，是意识形态批判及其相应的制度铲除的结果。传统的文化与精神被消灭得如此地没有栖身之地，以至在不少年轻的批评家那里很自然地将那些星星点点恢复的笔墨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看，对于人类的文化来说，残酷的还不是物理上的消灭，而是精神上的漠视。今天，人们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可是，如何重新认识和复兴我们的文明，却完全没有展开——这些都是过去几十年教育导致的漠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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