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无法抹去的回忆

记者：出生于1963年，“文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方力钧：“文革”当然非常重要了，对我来说，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那时候正好是自己开始记事的时候，自己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就要面对这个社会。但这也是自己记忆和感受最强烈的时候，因为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当时很多舆论和价值判断都遗留了下来，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留给你去咀嚼和反思。后来，不论是思考还是阅读，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弄明白当初“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童年是无法抹去的回忆？

方力钧：其实很复杂。现在回想童年的时候，会把特别苦难的日子强调出来，觉得非常态的影响大一些，其实那些幸福温馨的常态画面常常被忽略了。另一方面，你也很难记忆这些常态化、正常化的生活。

记者：一方面，暴力时代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另一方面，“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是否也会在您这一代艺术家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方力钧：就个人影响而言，说多重要都不会过分。个体生命在“文革”生活中的真实状态真是乌七八糟，我常常有种粉碎性分裂的感觉。

小时候的我，好强、喜欢耍小聪明、不满足现状、叛逆，但是又懦弱、胆怯，同时还希望讨好老师同学，可是又不得法，觉得自己也没有这种基本的条件来讨好他们。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十七八岁，年纪很轻，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工友，一个单位的。他爸爸身体不太好，我爸爸是司机，经常从外地带些药让我带给老师，本来是很好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班里面开批判会的时候总会把我点起来批斗一番。我到三年级才是红小兵，这可是小学里面加入红小兵最晚的时间了。所以真的搞不清楚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就是语文课写作文(不外乎就是写我的理想之类的)，那时候怕出错，我的作文基本上我爸爸都会帮我改，帮我编故事，我的大部分作文都是我爸爸写的，也因此，我的作文在班上算很好。经常，全校开批判会的时候拿我的作文去念，可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班主任只能找个出身好的替我去念，那就是班长了。你看，就是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本来这篇作文是假的，被人认为是好的，最后是由别人去念，又正好是在批判会上，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