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作为“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你塑造的“光头泼皮”形象，刻画出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泼皮幽默的生存感觉，你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形象？

方力钧：其实是一个综合体。第一，我自己经历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发觉我看到的和我希望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心里面接受不了，对于真实世界有强烈的质疑。第二，跟我当时的年龄有很大关系，20多岁的时候，每天锻炼身体，身体非常好，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可能是荷尔蒙分泌多吧，胆子小无处发泄，只能在绘画中表现。生理上的因素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实际的生存状况是我没有选择正儿八经的上班工作，年轻人不计后果，只是想不去坐班的好处。结果搬到圆明园去之后，一夜之间就把我给冻得什么似的。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要钱没钱，要机会没机会。好在自己比较乐天，很多大哥大姐愿意帮助我，也不焦虑，但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经常有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不行了，我就跑回老家办个学习班教学生赚点钱，还有跑到大连部队画坦克挂图，后来稍微有点钱再回来北京租房子。也给出版社画一些插图，给自己赚生活费是必需的。

记者：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时期，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方力钧：没有什么收入。最要命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的性格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回忆起来，比如说吃饭是一大问题，每天面临着到底是去哪混饭的问题，我也没有计划过，但要混到饭还要不过分，这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定了几个骑自行车就可以到的地方，比如清华、北大、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蹭饭的对象有的是老师，还有同学和学生，分配合理，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感情促使，好像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才要聚一聚，所以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但是我的另一些朋友就崩溃了，因为没有收入，就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很惨，羞于去见人，精神上崩溃了。

我呢，就是一乐天派。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刷牙，连脸都不洗，出门的时候还要戴一个大红色的围脖，穿一大衣很隆重地出门。还这么穿着跑到北大女生的宿舍里面，去餐厅买小炒回来吃。回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像个叫花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还是很开心，没有愁眉苦脸，照常每天6点来钟起来跑步，在颐和园里面放肆地扯着嗓子喊。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吗？

方力钧：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有人问你：你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吗？好像你爱好自由就一点不自律了；有人问你：你是个积极性很强的人吗？好像你就一点都不浪漫了。如果问你：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吗？好像你就很不严肃。其实人性和人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单向的指标。有一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个乐天派，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负责任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爱自由，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有权利来使用人性中最恶劣、最坏的方法和手段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非常狡猾的，是个老油条，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不一而足。

我觉得有必要回归到一个比较有个体意识的角色。经常有人在提问时说：“现在的人非常急功近利。”我在想，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谁告诉你这人就得成为烈士？为什么人就得成为很诚实的人？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它的后果你可能根本承担不起。你只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走下去，而不能教条地说我得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谁有权利剥夺我们追求功利的欲望？又到底是谁让我们不爱功利？我们不要功利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干什么？当人们不要我们用两面派的方式来生存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是人们把我们当做肉鸡，而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个体的权利。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只是一个附庸。

同时，事情又很复杂。比如说一匹狼。它当然很凶恶(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在狼群中，或者狼妈妈对于狼崽子来说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生命是什么，生命面对的是什么，它们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系统、非常真实的状况。我们现在都像个傻子似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还把它视作是必须要坚守的真理，还要堂而皇之地站起来向别人提问。傻不傻？

有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也经常会说：“你喜欢钱，所以你是个卑鄙的人，无耻的人。”我是很喜欢钱啊，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卑鄙无耻，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吗？我就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资格了吗？每个人的人性当中，必然要拥有这种卑鄙和无耻，然后才有崇高。没有卑鄙相对立，崇高根本没有办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