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比德-比格尔与阿瑟-丹托的理论方法

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1964年美国《哲学杂志》中发表了《艺术世界》一文，提出了“艺术世界”（art world）的理论，其后的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受丹托启发将用“艺术体制”（institutions of art）来发展了丹托的“艺术世界”理论。无独有偶，身处德国的比德-比格尔（Peter Bürger）与1973年出版了《前卫艺术理论》一书，其中，艺术体制（institution Kunst）概念是他构建前卫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当然，比格尔与丹托虽然提出了带有近似名称的理论，但是其内涵却有本质的不同。面对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理论，比较的必要性从何而来呢？我想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原因，其一，两位作者面对的对象有着一致性，即他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都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前卫艺术现象，其二，无论他们的理论有多大差异，他们都将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也是名词“世界”和“体制”的共同点。[i]有了这两个相同点，我们再来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时，就比较容易获得方法论上的启发，也就是说，将丹托与比格尔进行对比，表面上是为了理清两者艺术体制理论内涵的区别，实际上是基于同一对象，来研究不同方法论的差异问题。

从方法论角度讲，比格尔与丹托的差异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指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分析哲学的差异。比格尔的理论基于阿多诺、卢卡奇、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发展而来，而丹托是典型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理论来源于维特根斯坦。比格尔的研究视角要宽于丹托，他的理论涉及20世纪的历史前卫艺术和新前卫艺术，而丹托更多针对的是新前卫艺术，由此可见，他们理论研究对象的交叉点是新前卫艺术，即以波普艺术为例。对于波普艺术的研究，两位学者都得出了存在一个总体体制/世界的结论，但具体内容却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根源于两者所使用的不同方法论。

一、辩证法与艺术体制

比格尔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对艺术体制进行分析。他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归为历史前卫。历史前卫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对作为体制的艺术提出了彻底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格尔在此使用艺术体制，是指唯美主义及其以前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整体结构。比格尔理论的一大贡献就是他通过艺术体制的概念区分了历史前卫与现代艺术。现代艺术遵循了艺术自律，形成了自足的艺术体制，历史前卫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体制，揭示这个体制的存在。

比格尔最大限度的直接从马克思那边拿来了辩证法方法论。这个方法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历史主义的视角。对这一点的强调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不具备的。比格尔一方面吸收了卢卡奇所说的“整体性”概念，将艺术放到整个体制中来讨论，另一方面吸收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发展观念，认为审美理论必须是历史化的，理论家无法逃脱历史的囚笼。比格尔准确定位了二十世纪前卫艺术的历史坐标，使它区别于现代主义的唯美主义等流派，这也使他的理论根本区别于波吉奥利[ii]的前卫艺术理论。由于抓住了历史这个核心角度，比格尔比阿多诺更全面地使用了辩证法。因为辩证法强调的对立统一和否定都必须在历史维度上展开。

比格尔所强调的历史倾向于某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史，而不是艺术事件的历史。往往我们对理论历史化的两个误解，一是，历史主义的虚假的同时代性，二是将以前的理论看做是走向自身的步骤。前者指的是那种将审美理论与时代政治经济事件相对应的历史观，后者是以黑格尔这类美学家的逻辑为代表。在比格尔看来，理论的历史化就是要把握一对象的展开与范畴形成相联系的事实。[iii]范畴是指什么？对象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对应的例子，我们很难明白比格尔的意思。比格尔给出了马克思解释劳动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理论的历史化。在对劳动的解释中，首先区分什么是对象？每个时代对劳动的认识是对象。范畴是指各个时代不同的劳动概念最终形成的普遍有效性。作为对象的劳动并非一开始就具有范畴的普遍有效性，劳动在各个时代的理论中具有不同的所指，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才成为普遍有效性的范畴。可见作为范畴的劳动的普遍有效性与劳动的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发展的关系。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就是理论的历史化。比格尔尝试将这种发展模式应用到艺术中。艺术手段作为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具有特殊性，只有唯美主义出现后，艺术手段的概念才得到完全的发展，形成一个普遍性的范畴，于是对于艺术手段的全面认识成为可能。正如同劳动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得以反思劳动一样，艺术手段在唯美主义出现之后得到全面发展，前卫艺术得以反思艺术体制本身。比格尔的这个历史化也是认识论层面的，一个对象在没有完全展开的时候，它还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能作为范畴来被应用，这也是“对象展开与范畴相联系”的内在关系。比如说艺术的形式问题，在唯美主义之前，艺术的形式（技巧）一直属于特殊的对象，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唯美主义中，形式（技巧）被提炼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范畴。在艺术形式（技巧）成为普遍性范畴的过程中，暗含了比格尔对辩证法的使用。艺术结构分为两个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是艺术形式（技巧），另一方面是与现实相关的内容。两者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式（技巧）占据了上风，这就是唯美主义的出现。唯美主义的出现也意味着艺术与社会现实失去联系，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艺术体制。前卫艺术出现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对艺术体制的批判。

对艺术体制的批判也就是艺术的自我批判，这是前卫艺术区别于现代艺术的核心。在谈系统内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时候，比格尔再次类比了马克思的思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批判给比格尔提供了灵感。前卫艺术进行的不是体制内的批判，而是体制自身的批判。这种自我批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对艺术自身的发展史进行认识的可能性条件。[iv]比格尔在这里提出了比第一部分更为明确的体制的所指。他说，这里的体制是指：“生产性和分配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先锋派对这两者都持反对的态度”。[v]但是从比格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来看，前卫艺术的自我批判也是对艺术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性的条件必须是先要形成这样一个艺术体制并能被我们认识。十九世纪下半叶唯美主义的出现，使得艺术逐渐走向了与日常生活区别的社会子系统，形成了自己一整套运作体制。艺术体制的形成也使得艺术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比格尔理论中的艺术体制概念具有丰富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主义内涵，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特征的体现。比格尔从封建宫廷的艺术机制与资本主义大众市场文学的对比入手，从生产、接受和功能三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艺术机制的差异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逐渐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体制，艺术的生产、接受和功能都是私人的事情，失去了任何社会意义，这种私人化在唯美主义中达到顶峰，艺术机制得以形成。总之，封建宫廷的艺术与资本主义的艺术区别是他律与自律的区别（heteronomy VS autonomy）。[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