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阁楼的房子》 1986年

紫

跟灰的独立一样，紫也是独立的。在我的城市色谱里，成都灰和成都紫是并存的，前者是白天，后者是夜晚。

跟何多苓认识快20年了。他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话真没错。从最初有点怯怯地叫他“何老师”，到后来跟所有的朋友一样叫他“何多”。如果说，何多苓是成都灰，那么何多就是成都紫。

关于跟何多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一直有点记不清楚两个场景的前后次序。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一次是我去他在抚琴小区的家里采访。那时我是一个在新闻界刚出道不久的文化记者，有点小机灵，但总得来说是懵里懵懂的。在何多的家里，身着白色短袖T恤的翟永明给我端来一杯茶，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就闪身不见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当时他家的样子，印象中只有惊鸿一瞥的翟姐给人留下惊艳的印象。我清晰地记得她的白衣和美丽的脸。第二次是我和当时供职四川日报副刊部的同行朋友、后来成为我先生的李中茂到钟鸣家去玩，何多和翟姐也来了。中午我们五个人去吃了火锅。那天，何多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席间只听得钟鸣滔滔不绝。那天，翟姐梳着一条很粗很长的辫子，微笑着，偶尔在钟鸣的长篇大论里插一句。

第一个场景是夏天。第二个场景是冬天。我一直认为我跟他们认识是先夏天而冬天，但翟姐和何多都说，是在钟鸣那里认识我的。后来我对何多说，刚认识他的那个时候，有点怕他。他问为什么？我说他很严肃傲慢。他说不是严肃傲慢，一是见生人有点不自然，二是那时可能有点刻(成都话，音kei，装范儿的意思)。我说，那时，领子都是竖起来的。他说，啊？真的啊？那就刻翻山了哦。

其实，我从来没觉得何多曾经有刻的时候。这么多年来，在成都文化圈里，何多顶着一头自然卷，永远穿休闲装出入。何多就是这样，一直保持着日常舒适的状态。他从他的画室出来，火锅、餐厅、茶馆、酒吧，他跟其他的成都人一样，享受着成都的一切。泡吧时，给他点啤酒就行了；请他吃火锅的时候，记得多点黄喉就是了；写作的朋友都知道，出版了小说要送何多一本，他喜欢看，而且一定是很认真地看；和他聊天时，讨论科学问题他最高兴了，因为他是科学爱好者；和他聊音乐一定要小心，不能开黄腔，因为他的音乐素养很高，他还能自己作曲；他不用电脑，手机短信就是他的信箱，但他居然会用复杂的作曲软件；他在三圣乡画室里有一个“小型影院”，有很棒的影音系统，他喜欢和朋友们在那里一起看电影；这么多年来，每每“白夜”酒吧到了夜深人少的时候，何多就喜欢和老友们一起翩翩起舞……

中年以后的何多，随和好玩，他早年那种带有俄国贵族范儿的酷和清冷的味道已经褪去，他放松、自在，让自己的本性和这个城市彻底地融合在一起。夏天时何多的衣着最有意思：他有不少学生们送他的T恤，那些80后、90后的孩子送他的T恤，上面都是很有趣甚至很卡通的LOGO，他喜滋滋地穿着这些T恤，脚上踏着一双按他的话说是“舒服惨了”的凉鞋，配上他那头越来越卷的头发和哈哈大笑，太招人喜欢了。我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合适的比喻，只能用一个过于烂熟的比喻——他就像老顽童周伯通，武功盖世，但始终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何多背后的那个何多苓。他依然潇洒修长，始终是清高的，内心有一种固执的骄傲，永远携带着忧伤孤独的气息。这种气息，在“白夜”酒吧夜深一点的时候，他举起酒杯跟朋友轻碰时会渗出来，在瞥见他独自一人出现在街角时可以遇到，也在他的作品里面一直伴随着。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先生李中茂以及另外一些朋友，到何多的画室喝茶聊天，晚饭后，我们一行人绕着三圣乡的荷塘三三两两地走着，我们要回他的画室去看电影。那晚的月亮很大很亮，天光和水光交错着，荷花的香味若隐若现。那个时候，何多沉默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拂开路边垂下来的柳枝。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个晚上，他的背影看上去特别奇妙。我不是第一次意识到，但那个晚上是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师！一个注定留名青史、被以后一代一代的人仰慕的艺术家！而现在，我们和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我们和他共同热爱着这个城市，我们和他在一起度过那么多愉快的时光，我们和他是相亲相爱的朋友。

这让我们都觉得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