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艺术又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这是因为，经过一段形式主义模仿和操练，人们发现，在艺术本体的层面上，形式的审美并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精神问题，即使我们把西方的各种形式语言都引进、操演一遍，“人所具有的我都有”，我们仍然无法在一个形式主义的平台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又是那样具体和深刻。可见，不接触到文化问题，我们可能始终只能在视觉审美上兜圈子，人们发现，更加能够决定艺术影响力的是文化而不是形式语言。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化问题”、“文化批判”又成了艺术的关键词。应该说，中国艺术由“审美”向“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艺术已经从审美本体论，转向了“艺术文化学”，转为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关注。这是中国艺术的又一次推进。从中西艺术交往的角度看，中国艺术家也逐步认识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残酷现实，在如此不对等的国际艺术格局中，中国只有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才有自己的艺术未来。

尽管这些年，在以“文化”为基础的各种艺术探索目前仍然方兴未艾，但也暴露出了它的许多不足：

首先是“文化”一旦缺乏控制，就会泛滥成为“文化大话”、“文化套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酒有酒文化，烟有烟文化，茶有茶文化，性有性文化，广场有广场文化，企业有企业文化，吃喝有饮食文化，拉撒有厕所文化，穿衣有服饰文化，连放个屁都少不了文化的包装。”(2)在艺术上，文化一旦成为一个口头禅，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噱头，将妨碍艺术真正进入中国问题的深处，在泛泛的文化口号的掩饰下，它可能会消解艺术与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鲜明的针对性。

其次，艺术文化学在理论上，形成了难以摆脱的思维惯势，它似乎很难走出几对陈词滥调的死胡同。例如，只要是一谈论艺术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东方与西方、地域性与全球化的关系；就是在“全盘西化”、“文化守成”或是“融合中西”这三大立场中进行表态和选择。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的阶段是有意义，但长期停留在这些问题上，不注入新的思想观念和资源，使当代艺术的发展缺乏新的推动力。近十多年来，我参加过为数不少的艺术研讨会，几乎所有的话题和争论都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不独艺术如此，一位从事文学批评的博士曾告诉我一个发现，把美术批评的文章中的“美术”换成“文学”，完全可以相互通用。如何更有针对性的切近中国社会，提出更具中国自身特点的问题，使一般的文化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得到更有效的统一，是当代艺术亟待解决的问题。

再者，艺术的文化学立场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和手段，很多时候它是在自说自话，或者自娱自乐。很多时候，艺术家和批评家觉得自己是在代社会立言，是在从事文化建设，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究竟收到了多大的社会效果，有多少人认同他们的“文化”立场，没人知道，也没有足够的方法让他们知道。不少自认为立足于中国、立足于现实的当代艺术，实际与中国社会脱节，这是艺术和艺术家的悲哀。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随机在街头调查100个行人，让他们举出他们所知道的外国雕塑家和中国雕塑家的名字，结果，只有两个人知道米开朗基罗，一个人知道罗丹；而中国雕塑家竟无一人知道。这种严峻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的艺术家在填写他们艺术简历的时候，写上众多展览的名称，而且，每次展览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他们做艺术的基本方法就是个人做作品，然后参展，然后争取卖掉。全国每天都有那么多的艺术展，有多少人对这些展览的实际效果做过社会学的量化统计和实证的研究呢？这些展览有多少是真正对社会、对公众产生了影响的展览呢？如果我们一味的埋怨公众的艺术水平低，而不考虑我们的当代艺术在方式上，在手段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与社会、与公众的近距离，那么，我们的艺术有多大的前途呢？

还有，从艺术的主体而言，在中国艺术进行“文化”的转型后，它的浓厚的精英主义性质并没有减少。广大公众还没有能够成为艺术的主体，公众对于艺术的参与程度还相当有限，艺术圈子化的现象相当严重。画水墨的就在水墨界活动，做雕塑的就在雕塑圈子里游走，尽管如此，他们对自己的专家身份非常在意，他们以为，他们天然地具有对公众进行艺术教化的权力，好的艺术是他们个人天才的产物，决定什么是好的艺术的标准就捏在他们手上。他们永远只是单方面地希望公众靠拢他们、仰望他们、弄懂他们，而很少考虑如何为公众服务，主动为公众做些什么。

四

也正是因为上述问题，从上个世纪的末期开始，中国艺术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的端倪。

我把这种变化称作从“文化学”向“社会学”的转型，这个转型的思想背景将是重建艺术社会学。

近年来，艺术的“公共性”成为艺术界广受关注的问题，艺术的公共性，反映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转变。艺术公共性的前提是社会公共领域的确立，而公共领域是建立在每个社会个体相互理解和交流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对每个社会个体的充分尊重。因此，如果真正让艺术成为公共的，就要保证公民的文化权利和艺术权利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举动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放置在国际的平台上，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起通过对话、交流，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更深入地进行开放，逐步完成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建设一个权利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中，当代中国艺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是保障和实现每个公民的艺术权利。没有广泛的民众的基础，只是一厢情愿的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将永远只是少数人的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