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艺术与社会的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

在“文化热”中，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文化与西方相比，它是一种审美型的文化，这自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推崇和褒奖，但是它也彰显出这样的事实，中国艺术对精英主义的崇尚由来已久。当中国古代文人在政治上无法撼动王权统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他们更多的选择是文化反抗，通过文化艺术的创造，在另一个高蹈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一少部分人的趣味与公众具有明显的差距，即使这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沦落潦倒的时候，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仍然显而易见，这些足以使他们保持内心的平衡。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似乎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改变中国艺术的历史，事实上，《讲话》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艺术的历史，但是中国艺术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艺术社会学的实践，而是走上了“庸俗社会学”的路程。当我们的艺术不是着力于人的全面提升，着力与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着力于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命运的深切关注，而是演化为宣传工具或者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施政治打击的手段的时候，这种“社会学”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真实。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社会学”名义出现的艺术并没有对广大公众的生活和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公众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这种艺术而发生积极的改变。就象美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说的那样：

在东方，先锋党是新教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对应物。一旦为新阶级铺平了道路，它就会像新教一样变成意识形态的空壳。

《共产党宣言》说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然后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而在这个系列中，有一条没有说破的规律就是：奴隶从来没有战胜奴隶主，平民没有征服贵族，农奴没能推翻领主，帮工也没能打败行会师傅。底层的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政权。现在似乎也不大可能。(3)

毛泽东当年的确看到了艺术和工人、农民相脱离的情况，但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没有将文化建设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秩序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断革命”的狂热的思想，使文化终于不可能成为一种公民权利而只是“继续革命”的工具，这使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希望的艺术社会学的理想最终沦为空想。

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以雕塑为例，在“庸俗社会学”当道的时候，亨利·摩尔之类的现代主义雕塑自然被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当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后，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对于现代主义雕塑的非议、反感、抵制、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一批少壮派的政府官员对现代雕塑表现出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开宗明义地对雕塑家说，你们的设计必须是“现代的”，“抽象的”，必须是国际化的；这些经常出国，见过世面的官员，希望在他们管辖的地方，遍地绽放现代主义艺术的花朵。怎样找到一种大家公认的现代雕塑的标本呢？怎样的雕塑样式才能符合人们关于现代雕塑的想象呢？――亨利·摩尔。于是，在今天，亨利·摩尔的作品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当今中国城市雕塑中最具合法性的样式。亨利·摩尔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受重视、受追捧的程度又一次地使我们看到了，“庸俗社会学”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而这又一次让我们清楚看到了艺术的改变与中国普通公众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公众接受过苏联式的威风八面，战斗风格的雕塑，今天他们又要接受似懂非懂的亨利·摩尔的雕塑，而每一次，政府官员和艺术家总是配合得那样默契。

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它建立在开放、宽容和共享的基础上。如果说在战争的年代、革命的年代，艺术有时难以避免成为某种政治集团的斗争工具和武器的话，那么，当那种狂热的革命崇拜告一段落以后，在一个建设的年代，在一个稳定的年代，则要考虑艺术社会基础和它的合法性。尽管艺术在内容上仍会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但它同时应该是越来越趋于多元的，艺术的公共性和合法性要求它必须面向全民，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艺术创造和消费的机会，而不是只是保障某个社会阶层、某个社会群体，某个利益集团的权利，充当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工具。

六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在中国重建艺术社会学的努力正在形成蔚为大观的局面：

1999年，深圳的艺术家尝试完成了《深圳人的一天》大型公共艺术项目，在这个项目的策划中，他们明确强调社会学的立场，他们提出，当艺术家面对公众的时候，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工作者。他们提出的设计口号是“让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他们重新阐释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设计之前，以及项目完成后都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和问卷工作，这使他们的工作真正有了民意的基础，同时也有量化的民意反馈的数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公众始终参与了创作的全过程，因此这个项目受到了公众的欢迎。

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在中国成功的实施了“亚洲土地”雕塑巡展的计划，在2003年1月18日至22日，来自广州东北部花都地区的近400名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在艺术家的指导下，花了5天的时间，用了120多吨黏土，最后制作了近20万个手掌大的小泥人；小泥人成形后，送到一个当地的砖厂烤干，于2003年3月22日正式展出。葛姆雷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上过艺术学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