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别人怎么看我一直完全不在意”

如此富于攻击性的奈保尔说出对全体女性作家不恭的话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而他对于他的所有这些“劣迹”却无所谓，因为“我对别人怎么看我一直完全不在意”。而且，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激起他人的敌意，那他就形同死了。作家就应该激起敌意。”

奈保尔的这种观念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早在1951年，还在上牛津大学的奈保尔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就对自己的一片政论招来英国某政党的憎恶而洋洋得意，“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人们开始憎恨他时，他才算写出了好文章。”父亲在回信中纠正他的看法，“一个人只有在人们开始喜欢他时才算做好了自己的事情。”但很显然，奈保尔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

结发妻子将他救出最黑暗时期

奈保尔的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与两个女人有关，其中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则是他的情人。对于结发妻子，奈保尔同样缺乏同情心，甚至充满冷漠。

上世纪50年代初，刚从牛津毕业的奈保尔孤身一人在伦敦，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无法发表自己的处女作，难以抑制地想家，却又不愿认输，即使在父亲去世后也没有回特立尼达一趟。这是奈保尔人生最黑暗的时期，这一黑暗时期持续了18个月之久。

奈保尔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一最黑暗时期而没有疯狂，所仰赖的是安静、聪明、不喜欢出风头的英国女子帕特丽西亚-哈勒。在那段时期的一封通信中，奈保尔曾如此写道:“你救了我一次，这次拯救让我得以从2月9日撑到现在，我爱你，需要你，请不要放下我，请原谅我偶尔的疏忽，在我内心深处，我是我所知道的最有价值的人。”

奈保尔和帕特丽西亚1952年相识于牛津大学，某些方面可说是门当户对。和奈保尔一样，帕特丽西亚也是凭借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的，而且，她是其所在中学里做到这一点的唯一一个女孩;她出身于英国中下阶层的一个不幸家庭;还有，他们同龄，结婚时都是22岁，双方的家人都没有通知。

“你是一个未来大人物的理想妻子”

可以说，两人情感关系的天平最初是偏向帕特丽西亚的，只是，这种状况仅维持了很短时间。在认识帕特丽西亚一年后，奈保尔就摆脱了焦虑，重建了自信。他对帕特丽西亚说，从纯粹自私的角度来说，“你是一个未来大人物的理想妻子。”

两人结婚没多久，奈保尔开始发表初期作品，哈勒成为奈保尔不可或缺的助手、仆人、厨师、旅行伙伴兼母亲。有时候，他将初稿读给她听，有时候他说她写。他对她，就像丘吉尔对秘书一样，会在凌晨一时将帕特丽西亚叫进自己的房间。没有帕特丽西亚，他的许多作品或许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然而，随着奈保尔的作品接连问世，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婚姻却逐渐枯萎。他们想要孩子，帕特丽西亚却无法生育;帕特丽西亚烧焦了鱼，马上会招来奈保尔的辱骂。

奈保尔开始觉得，他与帕特丽西亚的婚姻是一场错误。他觉得，如果他娶的是另一个人会更好，因为帕特丽西亚“在性方面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经常出去眠花宿柳。他断定，就他而言，这段关系“更像是半个谎言，真正以需要为基础，而当初的那些情书都很浅薄，而且不真诚”。

面对这些，帕特丽西亚并没有想到过责怪丈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奈保尔可能说得没错，我没有什么能给他。”奈保尔的妹妹萨维曾猜测，在帕特丽西亚发现自己无法生育，而她的丈夫有外遇后，她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的自信，而由于她的性格，导致她“感觉受伤害却无法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