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在中国的影响始终不成功，中国的艺术体系确实太复杂了，比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艺术体系要复杂得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有一批到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全盘西化，或者完全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实他们做的更多的是重新找到了一种新的中国性。”——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柯蒂斯-卡特

在10月30日中国国家画院成立30周年一个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美术”的国际学术论坛上，来自全球各大博物馆、艺术杂志、机构的学者或从历史的角度，或站在当下的立场，阐释了各自对于中国美术与西方交融前进、互相影响过程的理解。

与中国学者对于来自西方文化的强烈感触不同，来自西方的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特别指出：“虽然西方文化一直非常努力试图影响中国的文化，但不是特别成功。”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下，国内的学者在肯定传统的影响之后，坚持“不管我们做的是当代的，还是别的什么，其实西方人看来我们都是中国的”。

国家要供养异想天开的画家

西安美院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副院长彭德

我谈到的问题都是美术界，特别是理论界带有共识的一些观点，但是很多共识变成文艺政策，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的美术发展取决于美术家，两个基本条件：1.自主。2.自由。这是美术界的常识。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无为而治，管理者无为，美术家就有所为，或无所不为。艺术才能蓬勃、健康地发展。美术发展的驱动力和鉴别力在哪里?在美术界，在我们在座的专家和学者的身上，以及没有到会的专家和学者。我认为管理部门不必出台什么创作理论和创作思想，创作思想和理论是研究者的事，它只能自下而上的形成，各种不同的学术观和艺术观并列呈现，它就形成了中国当代美术的整体学术形象。

第二个，关于中国国家画院的历史回顾和文化定位。

如果把中国的国家画院延伸到古代，不难发现一种现象，在朝的接触国家画院画家的历史地位始终比杰出的在野画家地位要低。有两大原因，第一，宫廷的作风限制了画家的自由，第二，宫廷画院是分等级的，引进了官场制度。一个开明的社会，一个现代社会，应当供养什么样的画家?应当供养异想天开，打破框框的画家。它既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手段。

第三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与世界性。

当代艺术的典型标志就是新观念、新形态和新载体。所谓新观念是重在打破现有的艺术连接，包括自我突破，当代艺术的自我突破和自我否定。当代艺术携泥沙俱下，永远是混的，但是活的，是流动的，它是时代的象征。后人回顾的是这个时代，而不是古典的艺术。比如说我们回顾唐朝是唐诗，回顾宋朝是宋词。有一个明代的诗人写过中国诗史，宋诗被一笔勾销，为什么?它不是那个时代独创性的形态。当代艺术不一定是中国传统艺术和学院派艺术的天地，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主要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并写入当代，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本土化不是一个褒义词，本土艺术不等于正确的艺术。

最后是关于全球化时代中西美术的交流与博弈，“博弈”不是一个好词，它同平等、博爱有相反的趋向，同以自我为中心有裙带关系，博弈中的获胜者永远不可能受到人们由衷地欣赏。因为艺术不是竞技比赛，也不是经商，更不是战争，艺术在表达，它不同于这样的阴谋诡计，风马牛不相及，大家都知道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地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压，中国民间的复仇情绪特别强烈，包括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不等于提倡中国中心主义，如果今天的中国人反感美国的文化战略，明天的中国变成被其他国家反感的一方，那就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