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如同近代的中国历史，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美术展览由传统私密性的文人雅集逐渐转变为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文化事务，这不但改变了既有的美术形态，也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选取并梳理了民国时期三次规模庞大的全国美展，分析了其基本特征和可借鉴之处，以期对当下的全国美展以及美术创作带来一定启示。

由国家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共同主办的“全国美展”，是我国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美展，至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迄今已有六十年历史。与往届美展稍微不同是，本届展览还将举办“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当代美术创作论坛”，针对一些变化了情况，对美术创作、创作走向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探讨。

而“全国美展”的形式，源于西方的沙龙展与日本的文展、帝展等形式，于民国时期被引入中国并作为我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项目。本文选取并梳理民国时期成功举办的三次全国美展的相关情况，分析了其基本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以期对当下的全国美展以及创作带来一定启示。

一、美展与“全国美展”缘起

“美术作品展览会”简称“美展”，是美术家的作品与广大观众交流的一种有效而直接的载体，是美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作品直接展示在观赏者面前，使观者了解其内容并感受和欣赏到其艺术风格与特色，这是美术作品对观众进行审美教育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有效方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之一。

虽然今人对各种展览已不陌生，但公共性的美展历史却并不长。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交流，往往是私密性的文人雅集和不带功利性的清赏性交流，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方式。严格地讲，汉宣帝在麒麟阁画霍光等十一功臣像，唐太宗在凌烟阁置魏征等二十四功臣像，还有文人雅集的书画展，都是公开性的美术作品展示，但这种限于小圈子里的交流如同“春宫”画一样，带有强烈的私密性特征。而清季以来的学堂教学成果如图画和手工的展示、书画家的个展、联展，以及社团、新型美术学校举办的展览，则具有近代意义。1910年5月5日，清政府农商务部在上海举办南洋劝业会，内设置美术馆陈列书画、刺绣、古董等。据姜丹书回忆，“美术品中最出风头的，要算余沈寿所绣的《意大利皇后像》，轰动一时，推为绝作。”[1]

而真正以国家之名义举办的美展则具有现代意义，体现的是国家对不限定人群义不容辞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服务责任，而参展和观展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2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盛况空前的“第一届全国美展”，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古代中国，美术作品作为稀缺珍贵的文化财产被皇家和收藏家垄断，创作、赏鉴及批评的权利则掌握在文人官宦等社会精英阶层。自汉代以来，皇家内府藏书一直不绝，而私人收藏家则只有赵孟頫、董其昌、项子京、安歧等少数人，而藏品往往秘不示人。在没有印刷品和公共性展览的时代，研习和赏鉴书画是件奢侈的事情，这也导致了中国绘画的图式与精神变幻缓慢。近代蔡元培等文化精英，在“公民”、“启蒙”和“美育”等概念下，倡议设立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剧院等，虽然泊自法国沙龙展以及日本的文展、帝展，但从实践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商勇通过对传统中国绘画观赏方式及与之关联之品鉴、批评和收藏机制的分析，认为国古代绘画的观赏方式具有“私密性”和“垄断性”特征。20世纪初，近代意义的美术展览会的引进，迫使在私人空间流通的文人画不得不而向公众展示，因此改变了国人的视觉经验。比如，以《钟馗像》参加1937年第二届全国美展的李可染，开始意识到中国画与西画、雕塑同时展出时在展览场所里的尴尬：视觉效果显得“弱”，画面散、乱、花，整体感也不强，而该缺点又恰是中国画在私人空间近距离赏玩的优势所在。[2]

二、民国“全国美展”的概况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民国时期一共举办了三次“全国美展”，下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