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展作品的多风格

民国时期的三次美展，展品的宽泛性如前文已述。而单就绘画来看，内容包罗万象，风格则是五花八门，这种堪称混乱的展览在今天不太可能出现了。中国画方面，陈小蝶梳理了首届美展中的国画派别，将展出国画分为六类：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与文人派。[14]而油画则更为复杂，已经不能用“多样”来形容了，而宜用“多元”和“混乱”来形容。颂尧在“西洋画派系统与美展西画评述”中，将354件西画作品以风格分为六类，倾向写实主义，倾向式样主义，近浪漫画派，近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近未来派。[15]徐悲鸿因看见展品中有类似马蒂斯的“无耻之作”，出于自己的艺术理想愤然拒绝参展，以至于爆发了著名的“二徐之争”。[16]

建国后的历次全国美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品程式和艺术价值判断机制，作品的风格则是一拨一拨的流行风。因有的展览太过求稳，以至于2008年的“第三届青年美展”，不少学者都批评画家“太乖了”，这说明美展的作品评选的包容性和多样化还有些问题。当然，作为国家举办的展览，当然要坚持“国家形象”，不能接受各种“妖魔化”中国的作品。但同时评选标准也不能太过单一，强调哪些作品的风格才符合“国家”标准，因为，“文革”时期的美展已有不少的极端例子。

（三）作品主题的多样性

民国时期的三次全国美展览，作品主题是相当多样的，几乎找不到一个流行的大主题，即便是“抗战高于一切”的时期。第三届全国美展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在出台征集展品办法时，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在数量和尺寸上都有优先权。但在讨论时，审查委员郎鲁逊说：“战时种种关系，不易获得对象材料，若仅凭想象，闭门造车，决无好作品产生。故为展览会素质起见，应兼顾战事有关与一般作品。”汪日章认为“……在此时际，抗战画应极力提倡。”而秦宣夫则认为：“应注重出品的质的方面｡吾人因甚欢迎与抗战有关之作品但亦不能因与抗战有关之作品毫无限制。”委婉地表达了艺术家既要看到时事因素也应关注艺术本身的质量｡吕斯百赞同秦宣夫的意见：“可只视出品素质，不问其是否与抗战有关。”筹委会主任张道藩说：“……但在目前第三次全国美展适举行于战时，似应保持其战时特色，本人以为在数量面积上，对于与战时有关之出品，应从宽视之。”[17]有意思的是，吕凤子未直接表现抗战而且有讽刺当局寓意的中国画《四阿罗汉》，获得了唯一的绘画一等奖。参展的油画作品除了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禾的《女战士》等少数作品与抗战有关，其他都未直接表现抗战。看来，当时对艺术标准还是挺看重，表现抗战还没成为参展艺术家的共识，以至于那种“丹青不知寇将至，救国于我如浮云”的传统优游创作方式遭到了进步美术家的严厉批评，该段美术史最闪亮的根本不是官方的全国美展，而是地下和半地下的抗战宣传画展。

建国后的历届全国美展，可能因为各时代的主题作品能够强烈引发大家的共鸣，不少作品获得了广泛认同而成为著名作品，如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黄胄的《洪荒风雪》、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但是，这些偏向于主题人物画的作品会带来一个示范效应，即某些重要或代表性的人物往往成为绘画主题，一些本来可以让位于新闻报道的重大社会事件、灾害事件成为艺术的重大题材被大量创作出来，即便技法如何差，内容如何没有深度也可以入选。敏锐地注意到作品的时代性、新闻性是可贵的，新中国的艺术家也有这样的传统，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注意艺术规律并关注艺术家熟悉的生活，否则作品的题材会越来越窄。那种宁可牺牲艺术质量，一味追求“方向正确”和“重大题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好现象，如第九届美展的版画金奖作品《黑白祭》，是直接在被盗伐的千年巨杉的截面拓印而完成的，严格地讲并不是一张版画，但我认为评其金奖是需要勇气也是值得肯定的，该作品有一定的实验性质，内容已经大于了技法。

结语

新中国的全国美展发展至今，应该说成就有目共睹，涌现了一大批名作和艺术家，“全国美展”的品牌本身也极富影响力。全国美展是一项国家的重大文化活动，是当代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的一项精神盛宴，极大地丰富和美化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也是各画种和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的高规格专业交流平台。但是，任何国家级的画展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需要积极的思索并正确面对各种意见。

民国时期的三次全国美展，应该说并不是太成熟，比如展品的五花八门、专业性也不强等，还处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探索阶段。但在动荡的时局下，国民政府加强文化建设，破天荒地引进全国美展并大大促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坚持“美育”、坚持作品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注意普及性和公益性等都是值得借鉴的。今天的全国美展有着国力强盛、艺术家众多、观念多元等有利因素，集思广益则可以逐步探索出当下主流美术的价值与标准，以优秀的作品体现国家主流艺术的价值观、话语权和民族自信心，同时也“艺术”地展示出建国六十年的美术成就。

注释：

[1] 姜丹书：《艺术廿年话两头》，载《亚波罗》1928年第6期，第95页。

[2] 商勇：《中国绘画的观赏方式与近代美展研究之必要》，载《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2期，第81页。

[3] 原文载《申报》1929年5月3日。

[4] 原文载《申报》，转引自尚辉：《民国时期第二次全国美展之盛况》，载《民国春秋》1997年第1期，第28页。

[5] 参见刘瑞宽：《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美术期刊与美展活动的分析(1911-1937)》第五章“美术教育的推广到美术展览会”，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7-343页。

[6] 商勇：《蔡元培与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载《美苑》2007年第1期，第43页。

[7]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 8月)。

[8] 徐志摩：《美展弁言》，载《美展汇刊》1929年第1期。

[9] 刘瑞宽：《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美术期刊与美展活动的分析(1911-1937)》，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2页。

[10]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行休业式之训词》，载 文艺美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11]《申报》1929年4月12日。

[12]《中央日报》1937年4月1日。

[13]《中央日报》 1943年1月6日。

[14]陈小蝶：《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载《美展汇刊》1929年第4期。

[15]颂尧：《西洋画派与美展西画评述》，载《妇女》第15卷第7号(1929年)。

[16]关于“二徐之争”的详细内容以及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深远影响，详见笔者的专题论述。载李颖、范美俊：《中国美术论辩》(上)，邓福星主编，林木副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年版，第88-110页。

[17]原文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转引自范建华：《从<四阿罗汉>获民国第三届美展第一奖看当时绘画评价标准》，载《文艺评论》2007年第3期，第85页。

（原文载《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当代美术创作论坛论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