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美术现代性论述 2011-12-28 09:52:36 来源:新浪网 作者:郑工 点击:
新时期中国美术三十年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重新遭遇“现代性”。什么是“现代性”?如果我们说那是“科学”与“进步”的观念产物,工业革命的产物,与资本主义俱生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产物,那么,“现代性”就被我们描述为尊崇理性,在抽象的人道主义体系内一种自由的理想表达。

 

断裂,是因为另一种现代性的出现,阻断或撕裂了原先的现代性。那新的现代性是什么性?是先锋的审美现代性么?

 

唤醒人道主义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关,与“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有关。随着对“四人帮”集权专制及文化禁锢政策的批判,又追根溯源,转入了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这一串联,就出现了另一种批判的模式,即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也视为“传统”,构成新一轮的“新旧”对立。现代性的“发展”讲究断裂式替变,需要重整社会组织制度和法制体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认知方式。对传统的本质主义而言,它们是非本质主义的;对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而言,它们是多元的离散的反叛的,以拒绝或反对的方式出“新”。

 

“星星”画会的宣言:“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替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这就是典型的现代性叙述。因为是“过去的”,便是阴影,必须抹去,无论是创作观念、还是表现手法或审美认知,都一概抹去。对于他们,“文革”是旧的,传统更是旧的,只有西方现代主义是新的。所以,还需要“破旧立新”。

 

与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不同的是,这一反叛的现代性不强调“大众”,不注重“社会”性的论述,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个体”与艺术“本体”,或者说,“心”本体和“形式”本体的问题出现了。这里,还有一个“本体”性的存在,是否又回到本质主义的道路上呢?

 

比如,1979年首都机场的系列壁画所引发的讨论,特别是袁运生创作的《生命的赞歌——泼水节》中出现“裸体”所引起的震惊与异议;又如,吴冠中关于“形式美”的论述。

 

关于85新潮美术的起因,高名潞说:“80年代中期,当新艺术对艺术本体的批判和对道德的批判都已进入苍白无力的阶段,加上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又重新复活了与文革美术类似的长官意志,使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认识到新的艺术革命的必要性,加上80年代中期文化热潮的催化,于是85美术运动揭竿而起了。”看来,只有到了85新潮美术时期,非本质主义才开始在先锋的探索的青年艺术家中流行。而且,高名潞用“揭竿而起”这个词,直接针对复活了的“长官意志”,再次提出“艺术革命”,体制内外的矛盾冲突在改革开放的政治大环境中出现了。表面上看,似乎是艺术家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体制化的“长官意志”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却反映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或者说是既有的文化体制对资本运作所带来的“平等”与“自由”等观念及行为的不适应而产生的。

 

 

的确,85新潮美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演练了一遍。岂止“现代主义”,“后现代”也跟进了。高名潞说的那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实际上已经带入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等种种非艺术的“艺术”都出现了,“艺术”已成为一种社会学或文化学的陈述。应该说,这次“现代”大展对本质主义的挑战是空前的。

 

还有那一声枪响,有人说它宣告了“现代主义”的终结。其实“终结”一说,还是现代性的话语,它意味着“后现代”的到来。至今,我们还无法对这一大展所带来的问题进行清理,或许也不需要清理,因为“杂乱”与“含混”,就是后现代艺术的一大特征。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所引发的意识形态论争,在美术界最大的反映就是1991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持召开的“新时期美术创作研讨会”,其中,必然涉及到“现代性”问题。譬如,怎样汲取西方的“现代艺术”?在“创新”的同时如何研究和继承民族的传统艺术?在多元互补的格局中,现代艺术如何具备时代精神、地方色彩和个性特征?尹吉男提出了“文化针对性”这一概念,他认为生存在中国现代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首先要回答“中国”问题,从而去回答人类共同的问题,而没有必要回答某个纯属西方国家的特殊问题。皮道坚分析了新潮美术的二重性,邵大箴介绍了在堪培拉举行的“亚洲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讨会情况。

 

会后,出现了署名“钟韵”的文章《“西山会议”主持者坚持什么艺术方向?》,《美术》杂志刊发了会议综述,并加了“编者按”。

 

1992年春,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是硬道理,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左”的或“右”的,先不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这一决定不仅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起飞,资本市场的日渐成型,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抗争被淡化了,消费主义美术兴起。

 

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回到了当下性的存在,考虑本土文化的当代身份,致力于建设当代的中国美术,——但人们并没有使用“当代性”这个概念,反而沿用“后现代”的话语。萨义德“东方”这一声呼唤,唤醒了中国人的身份意识,那是和“族群”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文化身份,自然也就阻止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不仅是对儒学旧传统的批判,也包括对新时期之前那一段极左思潮和文化新传统的批判。如,一些具有实验精神的艺术家既停止了对“文人画”的攻击,也停止了对“现实主义美术”的攻击。“过时”,“守旧”等含有现代性判断的词语,也不再使用了,随之而起的是“经典”与“民族”(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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