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艺术家

从一无所知拿起摄影机便完全信奉自我直觉的强大自信，到真正成为导演以后，经历漫漫创作生涯，不断要面对投资、发行问题的考验，瓦尔达坦言也会有“边缘处境”的担忧，甚至曾被戈达尔这样安慰：“每一本书都是由作为边缘的存在而装订在一起的，电影一样，社会也是一样，没有边缘也就没有主流。”但瓦尔达的装置艺术尝试显然更直接受到这种边缘焦虑的影响。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瓦尔达便对装置艺术形式心动不已，甚至也曾周密做出无数构想，只因不愿与博物馆、画廊交涉，渐渐荒废殆尽。直到2003年，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找上门来，瓦尔达才觉得是开始的时候了。

那时她刚刚完成了《拾荒者》，影片中有心形土豆的段落，瓦尔达不仅拍了捡拾这些土豆的过程，也拍了自己照料它们，让它们好好老去的过程。电影拍完以后，瓦尔达仍旧把那些土豆放在自己的地窖里，她觉得土豆的老去伴着新芽的萌发，其中有种奇妙感情使人难以丢弃。于是瓦尔达便再次用这些正老去的土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借用了15世纪美术史上流行的用三幅连续画面来烘托某一个物件的形式，用了三块大屏幕作为画面，中间的屏幕就是巨大的心形土豆的照片，两边有两个屏幕分别是土豆正在发芽和老去的照片。她也把真的土豆运到了展厅，700公斤的土豆放在三块屏幕前的地面上，随着展示的进行，那里每天都有新芽在萌发。瓦尔达甚至给自己做了件身胖滚滚的能扮作一只大土豆的衣服，穿着它在展厅里微笑着迎接观看作品的人。在瓦尔达看来，“会心一笑其实更能够给艺术作品赋予更多意义，因为我告诉观众我的意图是，希望这个展品能真正使你们开心，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站在一个与观众无关的位置上自说自话，或者让观众仰着头接受说教”。这个“心形土豆”装置被取名为“乌托邦之薯”，在当年的双年展上大获成功。而瓦尔达显然迫不及待走得更远，名为“海滩”的作品里，她尝试图片、影像、实物三者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竖立在展馆里的是一张巨幅的大海的照片，图片下方的地平面是一个录像装置，内容是海浪正在冲刷沙滩的录像，而影像中的海浪冲刷到底正是被运到展馆内的真正的沙子。瓦尔达说：“如果每个人都属于一幅风景的话，北海和沙滩就是我的开始，这个装置是与大家分享我的世界。”

相比电影，瓦尔达觉得自己更多是因开放性而对装置艺术产生兴趣。《海滩》里地面上放映的海浪录像部分本身是一个电影，是瓦尔达拿着摄影机在海边拍下的海浪运动形式;“土豆装置”影像部分也是一样的，瓦尔达把花费几个月拍摄的素材剪辑成具有视觉节奏的6分钟短片;还有“努尔穆捷的寡妇”，14位寡妇的采访式纪录片组合成为一面留了选择权利给观众的影像墙。“以装置的形式呈现影像，必然比以电影的方式呈现了更多的疏离感和可能性。把影像放在一个展厅里面，究竟有多少人会真的停留在我的装置前面，究竟他们花了四五秒钟的时间，还是花了几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装置给他们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同样对于我而言，我也不知道多少人会真正看完6分钟，或者说他们看两次6分钟，或者他们看几秒钟就离开了，但我并不因此而忧伤，反而欣赏和享受这样的充满可能性和未知感的自由。”瓦尔达说。年过七旬投身全新艺术领域，不足10年便硕果累累，巡展于整个世界。阿涅斯-瓦尔达至今喜欢亲自在美术馆里带领着观众参观她的作品，一遍遍讲述创作时的点滴趣事，影像后的所思所想，很难有人不为她的勇敢和活力所感染。

“但我并不勇敢，我老了，我很抗拒，因此总是讲述自己的回忆，只为了和那个确定时间的自己联系在一起。比如做那个寡妇的装置，寡妇们告诉我她们很孤单，想念她们的丈夫，我也很想念雅克·德米，说得多了，我便发现寡妇没有什么特别，大家对丈夫的思念都不仅是爱与性，还有互相陪伴，分享过的印象、情绪，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个人很愚蠢，如此等等。于是我把这些女人的聊天记录下来，用自己的思路整理，就成了装置艺术，但根本上这和拍《南特的雅克》是一回事，就像是我在纪录片里说的，看着雅克离开时，作为电影人，我做不了别的什么，只能拍摄。因此如果艺术馆门庭若市，我会很开心，因为这使我相信自己做了件自己很满足，又对别人有价值的事。我和雅克养过一只叫Zgougou的猫，后来这只猫成为我们工作室的标志，印在所有发行品的封面上，因为我们觉得，电影像猫一样可爱。如今我把这只猫的坟墓也做成了装置艺术——《Zgougou之墓》，因为艺术也一样，像猫一样可爱，并且怀着想念。”阿涅斯-瓦尔达如是说。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