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社会中平凡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是冯远艺术思想的一大重点。从艺术思想角度说，他认为艺术应该是表现现实世界的艺术，他不但认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而且赞赏萨特的这一信念：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 ”从整体发展看，当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现实人物形象，在冯远人物画作品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都市百态习作》（1998） 、 《都市系列》 （2000）到《虚拟都市病症系列》 （2002），我们看到他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在逐步扩展，对他们精神问题的思考在逐步深化。

标题为“都市百态”的人物画习作，是对现代城市代表性人物的正面描写。而《都市系列》 （又题“都市一族系列” ）却值得玩味，它给人某种“味在酸咸之外”的感触。组画由10个自得其乐的城里人组成，画家用流利的草书，在画面上题写了似乎与画中人物身份毫不相干、与其行为形成对比的古典诗词，如在极力扮“酷”的歌手边上写上“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在匆促奔走于公司间的“白领”边上题写“不知香积寺，万里入云峰……”等等，让我们对那些社会转型期应运而生的人物与古老的文化传统作对比性的观照。有读者对画上人物与题诗的关系感到疑惑不解，因为画面人物与诗词境界完全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画家对组画题跋的处理与传统书画中的题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的裂变。古雅的诗句与时尚的人物竟然出自同一文化根系，这使观众触目惊心。而两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不也表现了文化传统与社会情境裂变的疑虑与茫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的《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在这组画上，每一个表情诡异的头像边上，都题写了他们的病态名称，如娇宠、诞妄、贪婪、伪善、奸诈……画家所要表现的“虚拟都市病症” ，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的伦理问题的概括。但它不是普遍性的社会病症，而是流行于都市特定阶层的精神病症；另一方面，那不只是现代问题，而且是贯穿人类诸社会形态的历史问题。

如果说他在古典文学形象中歌唱了理想心灵和理想人格的话，那么他对“现代都市病症”的描写则属于对人性中“恶”的鞭挞。近20年来，中国现代绘画中出现了许多含有反讽意味的头像，即所谓的“大头” ，它已经成为一种流行图式。但只有在冯远的这批作品中，人们看到了毫不含糊的批判指向。

古今人物塑造上呈现的感情差别，并不说明冯远在人物画创作思想上“厚古薄今” ，这实际上是“知之深，则爱之切” ，对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的切肤之痛，使他不能不痛下针砭。而当他把笔锋转向那些生活在遥远、贫瘠乡村原野的人们时，我们便感受到发自画家内心的理解与同情—— 《我要读书》（1994）和《乡童》 （2006）不仅是对乡村儿童上学问题的关注， 《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和《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2006）不仅是边远农牧民形象的再现，而且作品里蕴含着画家几十年中积累的理解和关爱。10年前，冯远在论述他对中国人物画现状的忧虑时曾说：“我们有了许多精致的形式、考究的笔墨技艺，却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人的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在像《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这样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令人难忘的人的形象” ，那是一些具有不可重复、不可代替的个性和生命活力，而且流溢着艺术家关爱之情的人物形象。他们将留在绘画史中，并且经由绘画的历史，驻留于民族心灵历史的序列之中。

在当代卓然成家的中国画家中，冯远在艺术气质上显得较为沉着，他对许多名家乐于谈论的“玄深博大”的语言形式旨趣，一直保持清醒的克制。他一方面看到“真正代表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已不再是山水、花鸟，而是人，是大写的‘现代人’ ” 。另一方面，他冷静地觉察到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物质形式因素不断获得超拔，而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家的精神因素却不断迷失。 ”他的清醒还表现在对复古的“虚静空灵” 、对时尚的“大脑思维阻断” ，以及对一切模仿的艺术持有同样的批评态度。这使他在历史思考与现实观照之间，保持着情感和精神上的平衡。

伯特兰·罗素认为，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最平凡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弄清历史事实，但它不应该排斥“细致的描绘” ，不应该轻视个人激情，不应该忽略个人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他说： “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 ”我们从冯远的创作中感受到同样的思路，他通过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细节”与“激情”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看和思考的平台。他在探讨中国人物画创作时，曾概括其追求为“ ‘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 。他的人物画作品集给当代读者展开了中国人文化和精神发展历史的图卷，他的人物画艺术是有关历史的艺术。而他所塑造的古代文人、近现代革命家到当代城乡青年，正是中国人的形象的历史。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