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中国没有外国艺术家，也根本就没有过这种需要，即使有那些偶然的例外，也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英国人凯伦本来是个艺术家，但在中国不过是评论家和画廊策划人；１９９９年上海《超市》展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德国青年飞苹果在中国只呆了很短的时间；美国人马修博尽管成功地融入中国的艺术圈子，但也只是在１９９８年和张大力合作搞了一个两人展。事实上，他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媒介，而不是一个艺术家。毫无疑问，外国艺术家只引起了有限的兴趣，而这一点就可以打破一直渴望融入西方艺术新潮流的中国艺术界的偏见…… 其实有一个外国艺术家完全融入了中国，唯一的一个，就是孙国娟， 尽管她不引人注目，她是个例外。但是中国还有另外一种在别的地方难以想象的特殊现象：一部分八十年代离开祖国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在他们所取得国籍的国家里成功地生存，而当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他们又不能恢复他们的中国国籍。他们一边无法在国外被同化，一边在自己的国家也成了行政上的外国人，不得不接受不断更换签证的麻烦。孙国娟的一个好朋友陈庆庆，从奥地利回来之后从事艺术，就经历过这种复杂的情形。

至于作为艺术创作主要原动力的女性身份的特别重视，最好去看看廖雯的文章。但是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现象尽管存在 — 孙国娟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 — 却根本没办法与国外的情况相比，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和新教国家。最后，同性恋也从来没有被用来作为艺术的一种理由。没有一个中国艺术家强调自己是同性恋者，尽管这样一种身份（“中国同性恋艺术家”）的前景，在国际市场上会非常有利。这种情况很突出，尤其是它不同于同性恋主题很时髦的中国电影界，也不同于靠近中国当代艺术的边缘社会，特别是外国人。而且这种主题在作品当中很少被探讨。徐坦拍了一个录象，描绘一些同性恋者的生活，甚至于吸毒，他们生活在外国圈子里。但作品没有引起更多的注目。崔岫闻也画了一系列情侣交欢的小油画，其中有女同性恋性交，她的灵感明显来自西方黄色照片，而且虽然她对挑战有一定的兴趣，但并没有打算展出它们。在这方面最暧昧最有趣的例子，也许是孙国娟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云南艺术家田荣。他在《暧昧的城市》中塑造的一系列两个男人的形象，意义非常明确。相反艺术家并没有表态他作品与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这种平静让人困惑以至于评论家谈到他的作品时宁可绕过。

那些现成的通用概念和中国现实对它们的驳斥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允许采取阿哈尔德?舍曼那样的作法。后者在１９９９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自豪建议各国国家馆策划人选择“青年、妇女和外国人”，而这个意见被听从了。在对作品创作的真实背景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打着幼稚的统计性社会学的幌子提出的“多元主义”是与艺术判断无关的。它只不过是加速更新“国际拼盘”菜单的借口，而在这个“国际拼盘”中，中国艺术家，还有韩国艺术家，正如批评家栗宪庭所担心的那样， 偶然地被邀请来当“春卷”。艺术家当然希望从此能够改善艺术生涯，靠当代艺术营生的小圈子也能够满足一切需要，实际上却只有膳食总管才得到荣誉，尽管其做后勤管家的狡猾差一点掩盖不了作为美食家的粗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