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旅行箱也用于搬家，暗指在突发社会文化变化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在中国，人们见证了从未有过的城市增长。城市这样不断地拆和建，也促使了人们的迁移。尹秀珍生活在北京，关于北京的城市建设，她回忆道：“有时我在路上正在骑车，就会听到突然一声响，然后看见一片房子被夷为平地。有时早晨出门看见房子上写了‘拆’字，晚上回来房子就没了……这些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想法和感受。”尹秀珍说她制作不同城市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想法融合进来，但是对于越熟悉的城市她的印象反而越模糊。尽管她从小生活在北京，但她创作下的北京不同于别的城市：她没有做很多明确标志性的建筑来象征这个城市，而只是做了一个由若干几何图形组成的圆环，仿佛预示着北京未来的变化。当人们赖以生存的城市被装载旅行箱里，那这座城市将会是何等多变和脆弱？在人迁移的过程中，旅行箱一方面象征旅程，是一种对于过去的否定；但另一方面它又保存物品，也是保存了过去，使记忆能随身而行。在尹秀珍的作品中，箱子里的人与箱子里的城市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不确定的美与恐惧，让人不禁反思，什么是我们文化和生活中失去的？什么是得到的？什么是我们还留存的？眼前的箱子会不会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

在尹秀珍的作品中，她不光把城市，也同时把艺术放进了旅行箱。旅行箱作为一个可移动的场所，作为艺术作品的容器随作品一起旅行和展览，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作品的原始背景和含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光人进行迁移，文化和艺术产品也在全球的范围内流传。‘艺术品在那边还能够有意义么？’是一个在世界艺术环境中关于艺术品在旅行中其意指的可能性而提出的问题。当艺术穿越文化环境，能否充分传达其意涵仍不能确定。在中国，由于当代艺术的文化符号性，被国际观众误解这个话题被经常提起。但是在尹秀珍的作品中，旅行箱作为艺术品的外在形式和发生场地，使作品的地点和背景与作品本身一样流动起来。旅行箱抛弃了身份与文化场所之间的特定关系。在全球人口大范围流动的背景下，城市越变越相似，人们早已脱离与固定空间相关联的单一身份。艺术品也是如此。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于是，不再用地域来限定城市和文化的含义，尹秀珍通过城市文化和旅行人的关系来定义一种新的城市和文化流动化的存在，一种记忆剪影似的存在。

尹秀珍把与旅行有关的经历不断融入她的艺术创作中，例如在《可携带的城市》之后，又创作了题为《时尚恐怖主义》的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最早的一件是2004年在德国展出的《时尚恐怖主义 1》，灵感来自于她旅行中频繁遭遇的安全检查。她用搜集来的衣服制成乘飞机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手枪、匕首、斧头、洗发水、液体物质等等），将它们放入旅行箱，从北京出发过海关过安检上飞机到德国展出，以幽默的态度反抗恐怖主义时代人们所要遵守的规范。这一系列的另一件作品《时尚恐怖主义 5》是在上海外滩三号的沪申画廊完成的。作品配合外滩三号时尚地标的环境，把沪申画廊改造成为一个类似机场的时装店，象征了各种时尚奢侈品在当下社会的不断运输和销售，以及人们为了追逐利益在各机场中转。有趣的是，展览过后，尹秀珍把展览中用来模仿机场的传送带运回工作室进行改造。现在的工作室中，有一间是被改造的会客室，传送带被重新利用，变成了沙发，还加上了茶几以供朋友们喝茶聊天，机场传送带和工作室的空间融为了一体。尹秀珍说，她对于机场的感触特别深，机场本身就是她和丈夫宋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当生活在机场的时候，就感觉每天都是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