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结果是否主要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呢？我们可以分析启蒙的主要结果：

1、启蒙直接破除了宗教和封建专制对人们的禁锢，这种破除当然与个人摆脱“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即走向理性——有关，它使人们在思想、身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至今这种自由依然存在；而且就整个人类来说，享受这种自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启蒙理性在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直接反映人的自由在探索社会真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这种自由的保障就是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迪洛德、洛克、霍布斯等）创立的以理性为根基的自由思想，这些自由思想涉及法律、主权、人权、财产、国家体制、信仰、革命、公民、公共意志、教育等等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根据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制度，这种民主社会制度不仅为欧美众多国家普遍认可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自由的制度，而且也越来越为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人们所认识和追求，今天的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以及中东地区的社会民主变革就是明证。显然，在启蒙理性的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完全不能说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完全不能说启蒙已经破产。

2、启蒙理性不仅首先使人在社会生活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是启蒙理性的社会科学方面），还直接巨大拓展了人探索自然的自由空间，今天自然科学在物理科学方面，宏观上已经达到到宇宙起源，微观上已经深入到基本粒子，最近又发现了62个基本粒子的最后一个——希格斯玻色子——由于它对宇宙和生命诞生的极端重要性而被称为“上帝粒子”；在生命科学方面，宏观上已经达到精神社会学层面，微观上已经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层面，并且已经能够人工合成生命（具有生命特性的蛋白质）、克隆生命。没有启蒙理性对自然科学的深入，自然科学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而这种成就直接反映人的自由在探索自然真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这是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而且科学对自然真理的探索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在启蒙理性的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不能说启蒙已经破产。

3、启蒙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现在普遍认为的由于启蒙理性的过度扩张而导致了人的异化——即科学理性扩张下的社会极端工业化（今天发展成为信息化）、商品化反过来不知不觉地影响人、控制人、乃至奴役人，使人成为对社会现实只有肯定没有否定、只有顺从、没有抵抗，即马尔库塞所谓的没有理性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人成了社会现实的奴隶或奴才，启蒙理性走向理性的反面，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这是抨击启蒙破产的人主要抓住的启蒙结果的严重问题，也是启蒙始料未及的。

然而，我以为启蒙导致人的异化不过是启蒙的副作用，而不是它的主要作用（主要作用正是上面二点）。首先，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并不是启蒙以后才有的事，以前的各个社会都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只不过是现代社会才开始发现人的严重异化问题。封建专制和宗教控制下的社会的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比启蒙以后的社会的人更加严重，因为封建专制和宗教控制下的社会的人的人身、思想自由都没法与启蒙以后的社会的人相提并论，前者抵御异化的条件和能力更弱。

其次，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是人“丧失”了理性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理性启蒙不够的结果，如果人的理性被启蒙得足够强大，就会发现和抵制现代社会所建立的强大工业理性机制对人的奴役，也就可能不会被社会的极度工业化、商品化所异化而成为“单向度的人”，甚至现代社会可能就不会产生那种使人产生异化的强大工业理性机制，而是产生另外的更好的人性化的社会工业机制，后发达国家对强大工业理性机制的扬弃就表明它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工业化社会的人的异化不是理性启蒙的结果，而是理性启蒙不够的结果。

再次，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问题的发现或解决仍然依靠的是理性——更强大、更完善的理性。今天对人的异化及其“单向度的人”及其社会产生机制的发现和批判——它让人看到了人进一步走向自由的可能性，本身就是启蒙理性进一步强大、完善的结果，没有那些启蒙理性发育得更加强大、更加健康的思想者，如何能够发现启蒙理性不充分所导致的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所以，启蒙意味着永远的启蒙，理性意味着不断进步的理性。正是永远的启蒙和不断进步的理性，才能保证人不断摆脱异化，不断回归到人的自由状态。这正是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所隐含的意思，因为人类永远会不断出现新的“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所以人类对他“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摆脱的理性过程永远不会、也不能结束。

可见并不是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而是启蒙不断让不完善的启蒙走向完善，从而保证了人不断获得新的自由。所以，从第三点看，也不能说启蒙结果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不能说启蒙破产了。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启蒙的结果并没有使人更不自由，即没有主要走向自由的反面，启蒙没有破产。

（二）哲学真的“死亡”了吗？

哲学“终结”的命题由来已久，一般来说是始自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由于黑格尔哲学是西方传统（古典）哲学或传统（古典）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哲学的终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传统哲学或传统形而上学终结。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研究世界的本质以及思维何以能够把握本质的纯粹思维的学问，实际上是一种用人的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将世界及存在思想化、理性化、逻辑化、整体化、绝对化，并认为可以找到世界的终极理性秩序，可以掌握世界的全部真理或最普遍、最根本的真理和意义；发展到黑格尔，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人与世界、主体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性、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才智与自然、有限与无限……的高度统一体，这种统一就是统一到所谓的绝对理念，在这种二元化的高度统一体中，人实际上成了绝对理性——绝对理念的附庸或奴隶，人由此失去了自由。正是在自由的意义上，哲学史才认为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思想运动的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终于使传统形而上学走到了顶峰，也走到了尽头；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等，才宣告了“哲学的终结”。
所以，所谓哲学的终结实际上是指传统形而上学模式（思维方式）的终结或者说“完成”，这种终结不是哲学的终止或停顿，更不是哲学的彻底死亡，恰恰相反它意味着紧接着终结的是一种新的开端，海德格尔正是这个意思：“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意味着什么？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网上查阅）这种新的开端就是哲学模式的现代转型。

事实正是如此，宣告哲学终结的哲学家都是以一种新的现代哲学来实现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转型的，从而使哲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生，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唯物论、尼采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等等。整个现代哲学不仅在思维方式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转型，更在自由的意义上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因为，现代哲学为现代人提供了进一步自由的可能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论通过建构“实践”的概念，让人从实践中理解和实现人性的自由本质，从而获得进一步的自由；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让人通过“思”进入“诗意的栖居”的自由之境，从而获得进一步的自由；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正在于通过语言分析在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获得“意义”思考的新可能性，从而让人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语言观念切入，通过对形而上学稳固性的统一结构的解构，让人在差异和不断的差异中发现新的意义，从而获得进一步的自由。所以哲学并没有终止或停顿，更没有死亡。

然而，张羿的《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有关“哲学的终结”的言说，实际上不是说哲学史通常意义上的“哲学的终结”——即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现代哲学的新生，而是说整个哲学的“彻底死亡”——即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启蒙理性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而“彻底死亡”；传统形而上学模式转型及其作为启蒙理性反拨的现代哲学（所谓哲学救赎）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任何新的可能性而“彻底死亡”了。但张羿的这种言说也是采用一种不断重复的独断性的宏大话语警句方式，而无任何论证，且话语之间往往非常跳跃、甚至断裂，而无明显逻辑关联。

在该文的第二节“从黑格尔到丹托的艺术终结史”中，张羿说：

“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晦涩艰深却偏离了真理的轨道。黑格尔深谙启蒙到达顶峰后人类精神的极度贫乏，却仍然寄望于理性的救赎。这不仅是严重的悖论，也是极端幼稚的乌托邦。”

“阿多诺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工业都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却忽视了人本主义才真正是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人本主义的历史悲剧在于，人类离弃神之后凭借自我实现自由，却陷入深深的奴役。人本主义有美好的动机，却没有产生美好的结果。反神圣的人本主义所产生的结果恰恰是人的异化和非人化，这是现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共同的陷阱。黑格尔选择了以理性的方式克服意识的分裂，达到精神的和解；阿多诺通过审美的否定的辩证法来‘改变社会弊病赖以存在的条件’，以此实现精神的自由。事实证明，黑格尔和阿多诺的规划都以破灭而告终。”

然而，凭什么说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偏离了真理的轨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当然是偏离了“上帝真理”的轨道的（也不是彻底偏离），这一点与启蒙一脉相承。虽然黑格尔批判了启蒙那种“分裂”的现代性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但黑格尔试图重建整体性、统一性的“理性的救赎”是对启蒙“分裂”的现代性的反拨，其大的趋势正是现代性在当代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怎么会是“严重的悖论”，尽管黑格尔的“理性的救赎”有“乌托邦”的性质，但他的“乌托邦”的问题在于绝对理念本身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绝对化的整体性、统一性自由伦理原则，而不在于理性秩序本身。人的自由不在于整体性、统一性的伦理规划，这种规划被历史地证明走向了专制，而在于自由伦理原则的不断改善，改善的唯一依据就是是否符合生命的全面发展，符合生命更好地存在和延续。今天的自由伦理原则是人类逐渐建立的普遍主义的“伦理公理”，这种“伦理公理”的依据在上帝（神）死亡后只能向人（生命）自身来寻找（在现代之前这些依据来源于上帝），即看是否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快乐、延续等等，事实上从生物学、生理学的角度寻找“伦理公理”的依据是当代哲学的重要趋势，这种立足生命自身的依据要比虚幻的上帝赋予的毫无逻辑力量的依据要强大得多、踏实得多。

虽然启蒙现代性是人本主义的，但人本主义并没有比神本主义使人类更不自由，即启蒙并没有走向启蒙的目的——自由的反面，人本主义所产生人的异化——“单向度的人”只是启蒙的副作用而非主要作用，而且这种副作用的发现和批判本身就意味着人的主体理性的进一步觉醒，而主体理性的觉醒本身就是人摆脱异化而回归人的自由的开始，所以这种异化并非不能解决。详见前述。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本主义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奴役”？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本主义有美好的动机却没有产生美好的结果”？难道有了主体建构的人本主义的人比根本没有主体的神本主义的人更不自由吗？没有主体的人哪里谈得上自由——自由总是相对于主体自觉而言的，或者说其自由是一种将遵照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蒙昧地想象成了遵照真理之后的心理幻觉。

在该文的第三节“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中，张羿说：

“尼采、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思想家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使20世纪哲学面临极大的困境。哲学在终结中延续，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启蒙现代性高举绝对理性，……哲学救赎则高举相对理性，成为启蒙现代性的回光返照。”

“在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相对主义的世界上，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都失去了绝对的标准。……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虽然苟延残喘但实际上已经消亡。绝对价值丧失之后的相对主义泛滥，使20世纪最终被虚无主义所吞噬。……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已经不可能再有所作为。哲学要么以失语的状态苟延，要么淹没在其它具体的学科中。……在启蒙破产之后，思想者一直无法超越启蒙的思想根基。……这意味着，以人类智识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哲学的终结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东方和西方都不可能再期待任何一种‘新哲学’的诞生，能够拯救被现代性奴役的人类。哲学的本质是人的自我救赎，而人本主义则充分暴露了自我救赎的虚妄。因此，21世纪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转向神学和信仰，这对于哲学，意味着彻底的终结……”

通过我的上文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形而上学的解构并不意味着20世纪哲学面临极大的困境，而是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哲学在终结中延续实际上是在终结中超越、在终结中新生，它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言分析并没有把真理排挤出世界，恰恰相反，它正在于通过解构传统形而上学而在生活的语言中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义、新的自由，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并非苟延残喘，而是在语言的游戏中给人更多真理、意义、自由的灵感。绝对价值丧失之后也不是“相对主义泛滥”，更不是人类“最终被虚无主义所吞噬”，而是人类在神学价值丧失之后逐渐建立了新的人学价值，这种人学价值不断提供人的新自由的依据，以至于人类在事实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只是这种自由不是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整体化的、绝对统一的自由，而是局部系统化的、相对统一的自由。因为启蒙之后的人类已经认识到整体化的、绝对统一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是主体不自觉状态下的幻觉，是把不自由想象当做了自由本身；今天的人类追求的局部系统化的、相对统一的自由是局部化自由的逐渐系统化而不是整个世界的整体化，而系统总是变化发展的，今天的自由是各个系统在交往中达成的相对共识的相对统一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更有利于各个人、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共存、交流和发展，而这本身就是扩大了人（人类）的自由空间。

所以，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不是“已经不可能再有所作为”，而是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现代哲学景观。启蒙没有破产，理性主义没有走到了尽头，思想者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但这种超越不是回归传统形而上学，更不是回归神学，而是超越到了新自由的可能性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