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极端化地挪用传统写实主义的手法，以“二度转换”的方式表达观念。

其实，前面在介绍中国当代具象油画的时候，已经描述出了这样的线索，即艺术家们为了揭示观念与表达内在经验，已经走上了越来越歪曲现实表象的道路，因此，新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才得以大行其道。然而，就是在这种反学院式的画风非常得势的情况下，艺术家石冲却仍然在以独特的方式使用写实技巧。这无疑是极为难得的。

石冲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有着扎实的艺术功底。代表他当时创作水平的是《育女》、《西藏组画》等作品。1988年，受西班牙画家塔匹埃斯的启示，石冲开始了综合材料的创作。在使他身名在躁的《干鱼系列》中，生命的隐寓被巧妙地建立在了象征性的符号与具有特殊肌理效果的物质联系之中。

使石冲艺术探索发生质变的是“’91中国油画年展”，这个展览不要装置及综合材料的规定，使他萌发了用写实油画摹写综合材料作品的冲动。于是，观念艺术、综合材料艺术的因素就被巧妙地纳入了他的作品中；于是，石冲就超越了作品与自然现实相匹配的传统限制。石冲如此而为的好处是：一方面他可以借助象征符号和特殊材质的肌理联想揭示他的观念；另一方面他又可以通过人们十分乐意接受的写实手法去传达观念。他的创意很快有了大批应和者，自1991年油画年展后，在这方面比较出名的还有湖北画家冷军、广东画家郭润文及散落在各地的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屡屡得奖的事实表明，在有深厚写实传统的中国，他们的创作方案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不过，石冲并没有把自己限止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中，他的艺术之路告诉我们：这位永难满足的艺术家一直不断地在进行创新的艺术探索，首先他将对形而上生命意识的关注调整到了对形而下生存现实的关注，其次他逐渐将对综合材料艺术的二度转换调整到了对行为艺术的二度转换上。像他最近的作品《欣慰中的年青人》与《今日景观》，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两幅画的“情节”都有象征性意味。前者旨在通过涂着白色的男性捏着一支剥了皮的鹌鹑来揭示生命的冷酷感；后者旨在通过笼中的女人及环境来揭示人类被自己创造物所囚禁的本质真实。石冲的近作不仅将被表达的艺术行为永恒化，而且使近乎残酷的手工转化照片的过程作为一种观念呈现了出来。我以为，在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作为时尚的今天，石冲的近作明显不同于记录同类行为艺术的彩色照片，它具有反机械、反艺术的强烈倾向，给人以特殊的心理及视觉感受。

二、处于非主流状态中的中国当代油画

处于非主流状态中的中国当代油画，是由那些游离于主流于外的艺术家完成的。与主流艺术家从“功能性”上理解艺术的方式不同，非主流艺术家是从“本质性”的角度来理解艺术的。在他们看来，这本质就是艺术语言自身的建树与对生命本源的表达。因此，他们很容易远离具有当下性的社会文化问题，迷恋上媒介、物质、画面的结构技法与形而上命题。他们中的一些偏激者甚至认为，那些具有“直接批判性”的作品常常只具备信息意义，不具备美学性质，不屑一顾。一般来说，“非主流”画家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与南京等地。此外，对于艺术语言与生命本源这两者，各人予以重视的程度也不尽一致，有些人偏重前者，有些人偏重后者，有些人则注意二者之间的必要平衡。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

1． 在具象框架内的探索

1993年10月23日，上海的一些艺术家聚集“秋霞圃”，商讨了筹办“新架上”展览的问题，一年后，这个展览如期举行。参展的画家有喻晓夫、王向川、王音、孙良、姜建忠、黄阿忠、胡介鸣、段雄、胡志荣。从展览的大多作品来看，艺术家们的风格追求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使他们走到一起的理由除了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区，主要还在于他们希望固守架上绘画的某种永恒性价值，同时又要“斯文地”，讲究地品赏着传统技法”，[1]从而改变人们以社会学兴趣代替眼睛观看的不良习惯。批评家吴亮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些艺术家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在作品中悬搁共同的时空境遇，使无所不能的社会学不再享有可以用来阐释作品的优先权。吴亮还指出：“‘新架上’没有文化针对性，但是它有各自的架上针对性，它不对历史负责，但是对各自的绘画历史负责。‘新架上’不参加时髦式的中国式讨论(国际美术局势和国内的美术任务是讨论的两大主题)，其至不对重大问题表态(东方和西方、中心和边缘、殖民和反殖民、现代和后现代都是供画家表态的世界性课题)。一幅画仅仅是一盏灯，它只照亮一间屋子。一幅画不可能是全部光明。‘新架上’没有指示出人类精神的道路，它只指示出画家通过眼与手记录下的关于自己的工作踪迹。”[1]我看‘新架上’的画后感到，‘新架上’画家希望从本土文化源流中寻求语言建树，进而表达新视觉经验与东方精神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他们那精致、典雅、技巧高超的作品似乎很难切近自己提出的目标。因为他们所涉及的题材、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现代主义大师们所确立的范畴，更没完成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语言道树。在此我想提醒他们，艺术风格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产生于内部逻辑的推动，事实上它是内部逻辑与外部逻辑互动的产物。[2]完全追求纯而又纯的语言建树，剔除一切非艺术的困素，如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市场、社会问题，艺术语言就不能真正新生。这意味着，良好的愿望就只能永远作为愿望存在。必须指出，“新架上”中的个别艺术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也指涉了社会问题，如胡介鸣、段雄等，只是由于他们那审美至上的追求诱使观者更关心语言本身。看他们的画，令我颇感困惑的是，为什么不能将语言建树与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关注人生综合起来考虑呢？我以为这颇值得“新架上”以及持有相同追求的艺术家深思。